最新一期的《梁山新报》，如同往常一样，在汴梁及周边各路州府的茶楼酒肆、书院坊间悄然出现，却引发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剧烈的震动。头版那加粗的标题，赫然映入每一个读者的眼帘——《四海承平，梁山归正：王伦节度使领诏，共担御侮守土责》。
报道开篇便以庄重的笔调，全文刊载了朝廷招安的诏书内容，将太子监国赵桓与招抚使李纲如何“明察秋毫，洞悉时艰”，梁山泊主王伦如何“深明大义，顺天应人”，最终达成招安的过程娓娓道来。文章着重强调了王伦接受招安的核心条件：梁山治权不变，军权自主，同时，王伦代表梁山明确表示，“虽僻处山东，然身为华夏血脉，保境安民、抵御外侮，乃义不容辞之责！若异族铁蹄南下，荼毒生灵，梁山儿郎必当挺身而出，共赴国难！”
这一定调，巧妙地将梁山接受招安，从单纯的“归顺朝廷”，提升到了“以御外侮为前提的携手”这一更具道义高度和民族情怀的层面。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其传播速度甚至比李纲回京复命的队伍还要快上几分。
汴梁城内，乃至京畿、京东、京西等邻近各路州府，上至官员士绅，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议论纷纷。
“看看！我说什么来着？那梁山王伦，非是池中之物！如今受封节度使，名正言顺，实力犹存，朝廷这是养虎为患，丧权辱国啊！”有保守派官员捶胸顿足，认为李纲此举过于妥协。
“分疆裂土？此言差矣！诏书明言，只派观察使，不干涉内政，这分明是承认了梁山自立！王伦此人，野心不小！”
“尔等休要危言耸听！若非李纲大人力挽狂澜，陈说利害，太子殿下圣明独断，岂能兵不血刃，平息山东巨患？使十万边军得以回防北疆，此乃社稷之福！王伦愿共御外侮，更是深明大义！”
“不错！总好过童贯那厮，徒耗钱粮，损兵折将！如今内患暂平，方能专心应对北方恶狼。这招安，办得妥当！”
各种声音喧嚣尘上，争论不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朝廷与梁山之间，那持续数月、耗费巨大的战事，总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无论各方内心如何解读，至少在明面上，山东之地，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期。
随着梁山与朝廷关系的缓和，以及朝廷战略重心隐约向北转移，其他几股反叛势力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剧变。
河北田虎，本就面临朝廷大军的压力，先前还能指望梁山在山东牵制部分官军。如今梁山“归顺”，朝廷得以抽调更多兵力，加之卢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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