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多次在日军“扫荡”时，与新四军的游击队不期而遇，甚至有过几次心照不宣的配合，共同打击敌人。他亲眼看到新四军纪律严明，与群众关系融洽，战术灵活，官兵平等，这与他所熟悉的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和阶级分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不禁回想起陆大时期偷阅的那些进步书刊，以及吴石曾经暗示的那条“星火”之路。然而，上峰严令“防共、限共、**”的指示不时传来，使他不得不与这些潜在的“友军”保持距离，甚至偶尔还会因防区或物资问题发生一些小的摩擦，这让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性疟疾在支队中蔓延，缺医少药，许多战士病倒，非战斗减员严重。谢文渊也未能幸免，时冷时热，虚弱不堪。就在支队陷入困境之时，一支路过的新四军小分队得知情况，主动将他们极其有限的奎宁等药品分出了一大半，并派来了他们唯一的卫生员帮忙救治。
躺在简陋的草棚里，看着新四军卫生员细心为自己和战士们诊治，谢文渊心中五味杂陈。他问那名年轻的卫生员：“你们……为什么帮我们？”
卫生员抬起头，擦了下额角的汗，朴实地说：“长官，打鬼子是咱们共同的事。你们多一个人恢复，就多一分打鬼子的力量。”
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深深触动了谢文渊。他想起南京溃退时某些嫡系部队的冷漠，想起后方官僚的推诿，与眼前这支被上峰视为“异己”的军队的慷慨相助，形成了多么讽刺的对比！
病愈后，谢文渊的思想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他依然恪守着军人的身份和职责，但在行动上，他开始有意识地避免与工铲当领导的武装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在情报共享、协同作战方面，进行了一些极其隐秘的、心照不宣的合作。他更加注重维护与当地百姓的关系，严令部队不得扰民，强调“军民一家”，这使他的支队在群众中的基础愈发牢固。
敌后的烽烟，不仅锤炼着谢文渊的军事指挥艺术，更在潜移默化中，涤荡着他的思想，重塑着他的认知。他像一棵扎根于山石间的青松，在风雨硝烟中，愈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应该坚守的方向和未来可能的道路。他知道，随着抗战的持续，这条敌后的战线，必将更加复杂，也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