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的荆州，在经历了“***”初期狂飙突进的喧嚣后，空气中开始沉淀下更为复杂的气息。高炉的烟火依旧在城乡结合部零星闪烁，但关于“指标”、“产量”的狂热呐喊之下，一种基于现实困难的务实调整，正在基层悄然发生。谢继远所在的农林水利科，工作重心也逐渐从配合“大炼钢铁”的象征性支援，回归到保障农业生产命脉的本职上来。
他被正式任命为水利组副组长，肩上的担子重了，视野也随之拓宽。不再仅仅是跟着老技术员跑腿、记录数据，而是要独立负责小型水利项目的勘察、设计和施工监督。他的办公桌上，开始堆起《水力学原理》、《土方工程计算》这类专业书籍，夜晚的煤油灯下，除了母亲的《宣言》和父亲的佩剑，又多了一把磨损严重的计算尺和几支削得尖尖的铅笔。
第一个独立负责的项目，是修复位于江陵县与监利县交界处、一处名为“跃进闸”的废弃排涝涵闸。这闸口建于民国初年，早已淤塞破损，导致周边数千亩良田雨季内涝严重，百姓苦不堪言。名字虽响亮，实则名不副实。
谢继远带着一名刚毕业的中专生小张，骑着配发的、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的自行车，驮着经纬仪、水平仪和沉重的花杆，开始了实地勘测。
时值初夏，荆楚大地闷热潮湿，水田里蚊蚋成群。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的田埂上，架设仪器，读取数据。小张年轻，没吃过这种苦，没两天就晒脱了皮，嘴上起了燎泡，私下里抱怨：“谢组长，这活儿也太磨人了，天天跟泥巴打交道，啥时候是个头？”
谢继远没有直接批评，只是擦了把汗，指着不远处在齐膝深的水里艰难补种秧苗的农民，说：“你看他们。闸修不好，他们今年的收成就泡汤了。咱们手上这把尺子量得准一分，他们田里的水就能退一寸。”
他继承了父亲谢文渊的沉稳与身先士卒。最复杂的测量点，他亲自去；最泥泞难行的路段，他走在前头。晚上回到借宿的生产队仓库，不顾浑身酸痛，就着煤油灯，摊开图纸，复核数据，用计算尺反复演算涵闸的过水流量和闸体结构应力。他发现原设计图纸过于简陋，存在明显缺陷，若按原样修复，恐怕用不了几年又会出问题。
“得改设计。”他抬起头，对正在用热水泡脚的小张说。
“改设计？”小张瞪大了眼，“这……这可是上面以前定的方案，咱们能动吗？万一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地里的庄稼等不起，老百姓等不起。”谢继远语气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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