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全面恢复后的第一届新生，在1978年秋季，踏入了大学的校园。
谢继远也在这个秋天，收到了长子谢望城从北京寄来的信。信封上，是儿子熟悉的笔迹，落款处印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信纸展开，字里行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激动与开阔。
“父亲：我已顺利入学报到。校园之大，图书馆藏书之丰，师长学识之渊博，同学讨论之热烈，皆远超想象。我最终依您信中所嘱，结合兴趣与国家长远需要，选择了‘自动控制’专业。此专业涉及航空、航天及诸多工业领域，正是国家现代化急需。课程甚紧，微积分、电路原理、理论力学，皆需下苦功。然每思及您常年在艰险环境中为国铸器，我辈能于明窗净几之下，系统学习先进知识，便觉动力无穷，不敢有丝毫懈怠。同学中多有议论出国深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者，我以为，开阔眼界固然重要，但根子仍需扎在国内实际需求上。不知您那边，是否也能感受到一些新的技术春风？若有关于过程控制或简单自动化方面的基础问题，或可来信讨论，我亦可请教师长同学。儿一切安好，勿念。望城。”
这封信，让谢继远在繁重的管理工作和巨大的保密压力下，感到了难得的慰藉与骄傲。儿子的选择，既呼应了时代潮流，又暗含着对父辈事业的某种精神继承——虽领域不同，但追求“精确”、“可靠”、“可控”的内核，何其相似。更让他心中一动的是，儿子信尾那句关于“技术问题讨论”的提议。这看似平常的家常话，却像一道微光，瞬间照亮了连接701工程“蜗牛壳”探索与山外广阔天地的某种可能。
当然，他深知701工程的绝密性质。任何具体的技术细节、设备参数、工艺数据，都绝对不可能通过家信传递。但是，一些不涉及核心机密、属于基础原理或普遍性技术思路的探讨，在严格把握界限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进行一种极其有限的、单向的“知识汲取”？比如，儿子在学习中接触到的关于PID控制的基本思想，关于传感器信号调理的通用方法，这些普适性的知识，或许能为秦工他们那些“土法上马”的探索，提供一些理论上的指引或启发，少走一些弯路。
谢继远思考再三，决定冒一次谨慎的风险。他找来秦工，将儿子的信给他看，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秦工看完信，眼睛发亮：“谢指挥，令郎学的正是时候！自动控制，这可是我们想搞点‘微创新’最缺的理论基础！我们琢磨那个均布器，动作怎么设计才能又匀又稳？我们想改进参数记录，怎么处理信号干扰？这些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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