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各位同仁。”他的声音在安静的会场里格外清晰，“刚才听了很多关于技术、关于产业、关于合作的讨论。我想讲一点不一样的——关于人。”
他顿了顿：“在南鹏机场项目中，我们用了荷兰的高压旋喷桩技术，用了香港的工程管理软件，用了美国进口的测量设备。但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有参加过三线建设的老工人，有刚从技校毕业的年轻人，有放弃国外高薪回国的工程师。”
“在解决软土地基处理难题时，我们的一位老工人——他在武陵山的军工厂干了三十年——提出用‘振动置换法’的改良方案。这个方案结合了德国设备、美国理论和中国经验，最终把工期缩短了四个月。”
台下很安静。谢望城看到父亲在第三排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
“我想说的是，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购买，但‘人’——人的经验，人的智慧，人的奋斗精神——是买不来的。”他的声音有些激动，“海峡两岸，有同样的文化根基，有同样的聪明才智，有同样渴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实事的同胞。如果我们能把人的力量结合起来，还有什么技术难题攻克不了？还有什么产业高峰攀登不上？”
掌声响起来。先是零星的，然后连成一片。谢望城看到李明道教授在用力鼓掌，看到许多台湾代表在点头。
他回到座位时，父亲拍了拍他的手背，没说话，但那个动作，比任何赞扬都有分量。
会议在傍晚六点结束。主持人宣布，明天将分组讨论，就具体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流。散场时，人们不再像来时那样拘谨，三三两两地边走边谈，有些还约好了晚上继续聊。
谢望城扶着父亲走出台湾厅。夕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但天边还留着一抹瑰丽的紫红。人民大会堂的廊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巍峨。
“望城，”谢继远忽然停下脚步，“你还记得爷爷笔记本里那句话吗？”
“哪句？”
“1949年4月，他在上海写的：‘唯愿后来者，既能承继我辈之精神，又能超越我辈之局限，建设真正富强之新中国。’”
谢望城点点头。他当然记得。那本泛黄的笔记本，他从小看到大。
“今天坐在这里，”谢继远望着暮色中的天安门广场，“我忽然觉得，爷爷说的‘后来者’，不光是咱们，还包括……海峡那边的同胞。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有建设富强中国的愿望。”
晚风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