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的火车把我们从人堆里吐出来，扔进了这片望不到边的原始林海。林场的头几个月，日子像是被浸透了汗水，沉重得提不起来。
我们住的，是挖进半截土坡里的“地窨子”。外面看着就是个长满荒草的土包，里面阴暗潮湿，一股子永远散不尽的土腥气和霉味。冬天好歹能靠着地气挡挡刀子风，可一到夏天，褥子都能拧出水来，成了蚊虫和不知名小虫的乐园。
天不亮，工头的哨子就像催命一样响起来。白天是无穷无尽的活儿：跟着老师傅辨认哪些是能放倒的红松、柞木，哪些是碰不得的“霸王树”（一种极其坚硬、易损坏工具的树）；学着抡起那死沉死沉的油锯，让它咆哮着啃进比腰还粗的树干，锯末混着松油溅一脸，震得人虎口发麻，半天缓不过劲儿。剩下的就是清理纠缠不清的灌木、藤条，用镐头和铁锹，在根本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开出一条能让拖拉机和爬犁通过的“道眼”来。
晚上收工，整个人像是被拆散重装了一遍，每一寸骨头缝里都叫着酸，每一块肌肉都突突地跳着疼。囫囵吞下能照出人影的菜汤和硌牙的窝头，便一头栽倒在挤得像沙鱼罐头的大通铺上。
工友们累极的鼾声、磨牙声、梦话声，交织成一片，外面是林海深处不知名野兽的嗥叫和永不停歇的松涛呜咽。常常是脑袋刚沾上枕头，意识就像断线的风筝，直接坠入一片连梦都无力编织的漆黑深渊。
马三爷果然有些门道。他没跟我们在伐木队里拼死力气，不知怎么疏通的关系，竟混到了后勤上，管着工具发放和物资登记。这活儿轻省，油水却不少，偶尔真能见他弄到点紧俏的烟酒，在工友间很是吃得开，人人都愿意递支烟，喊声“三爷”。
一天，我因为抬木头慢了半拍，被工头骂得狗血淋头，午饭时一个人蹲在工棚角落，看着碗里照得见人影的菜汤和那个硬得像砖头一样的窝头发呆，委屈和疲惫堵在胸口，咽不下去。
马三爷叼着烟卷溜达过来，用脚尖踢了踢我的鞋底。“咋了，小子？让阎王工头给剋了？”
我闷着头没吭声。
他嗤笑一声，在我旁边蹲下，把自己碗里那个明显大一圈、看着也松软些的窝头，不由分说地塞到我手里，把我那个“砖头”拿了过去。
“瞅你那点出息！”他压低声音，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干咱们这行的，力气得用在刃上，脑子得比力气活泛！光知道傻干，累死你也出不了头。”
他用力拍了拍我沾满木屑的肩膀，眼神里透着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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