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四十三分，买家峻回到办公室。
门开了一条缝，走廊里的声控灯没亮。他侧身进去，没有开大灯，只拧开了桌角那盏老式台灯。灯罩是绿的，铁皮，边缘掉了漆，光线压得很低，刚好照亮桌上那份安置房审计报告和他刚刚带回来的牛皮纸文件。
他把两份文件并排摆好。左边是审计报告，右边是原件。同一批数字，两副面孔，像同一个人拍的两张照片——一张笑，一张不笑，眉眼一样，神情全非。
他在便签上写下了几个名字：解宝华、解迎宾、杨树鹏、花絮倩、常军仁。五个名字，五条线，有些线缠在一起，有些若即若离。他在常军仁的名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然后又在问号下面加了一横，把问号变成了一个犹豫的感叹。
韦伯仁说，常军仁在“望江阁”里从头到尾没有笑过。说“这个方案我不同意”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到了。然后他走了，步子很快，像是在逃。
他愿意相信这句话。但相信和采信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河这边是直觉，河那边是证据。没有证据的直觉就是赌博，而他赌不起。
他从抽屉里翻出常军仁之前交给他的那沓干部考核档案。翻到第三页就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份关于安置房项目招标监督组的原始评分表，填表人是常军仁本人，日期在“望江阁”那顿饭局的四天之后。表格里有一个细节：在“解迎宾名下企业资质评分”一栏里，常军仁打的分比平均分低了整整三十分，并附了手写备注——“资质存疑，建议复核”。
这张表和其他评分表一起上报到解宝华那里，然后被退了回来，理由是“评分标准不够统一，建议重新评定”。第二次评定，常军仁没有签字。
买家峻把评分表折好，放进公文包内层，和韦伯仁给的原件放在一起。
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不是困，是需要把脑子里那些散落的信息重新排列组合。在北方老单位的时候，一位退休的老纪委书记跟他说过一句话：“小买，查案就像穿针引线，线头找对了，一穿就过；线头找错了，穿到天亮也是白搭。”线头。安置房停工是线头，资金挪用是线头，杨树鹏的地下钱庄是线头，但这些都是已经暴露的线头。真正的线头，那个把所有线都串在一起的东西，还藏在水底。
凌晨三点，他拨通了专案组老周的电话。
响了六声才接。老周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但一听是买家峻，立刻清醒了。“老周，你明天一早帮我查一个车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