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仁在晚上十点二十分敲响了买家峻办公室的门。
敲门声很轻，三下，间隔均匀，像某种事先约定的暗号。买家峻从文件中抬起头，盯着门板看了两秒，才开口：“进来。”
门推开的瞬间，走廊灯光在韦伯仁脸上投下一道明暗分界线。他半张脸在光里，半张脸在暗处，恰如这个人在官场上的位置——永远站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线上，既不完全倒向哪一边，也不彻底背弃另一面。他手里提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袋口缠了三圈白色棉线，绕得很紧，像怕里面的东西会自己跳出来。
“家峻同志，打扰了。”韦伯仁反手把门关上，还顺手将门锁的保险钮摁了一下。
买家峻注意到了这个动作。在机关大楼里反锁领导办公室的门，这是大忌——等于主动授人以柄。韦伯仁这么做，只有一种解释：他接下来要说的东西，一旦泄露，他比买家峻更危险。
“坐。”买家峻合上文件夹，起身走到茶几旁，亲自给他倒了杯水。纸杯递过去时，他注意到韦伯仁的手在抖——那种细微的、指节微微发颤的抖，像冬天刚进暖气房的人还没缓过劲来。
韦伯仁接过水，没喝，放在茶几上。然后他解开文件袋的棉线，从里面抽出薄薄的三页纸，放在桌面朝买家峻推过去。
“这是解宝华和杨树鹏在云顶阁六楼见面的时间记录。”韦伯仁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买家峻必须前倾身体才能听清，“六楼是解宝华专用的VIP区，不对外营业。每次杨树鹏来，都是解宝华亲自定的包厢。我经手安排过至少七次。”
买家峻没动那三页纸，目光仍停在韦伯仁脸上。
“韦秘书，”他的语气很平，“你知道把这些交出来意味着什么吗？”
韦伯仁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掺杂着自嘲、恐惧，还有一丝说不清的释然——像一个在泥潭里挣扎太久的人，终于决定抓住岸上伸来的那根竹竿，哪怕竹竿那头站着的人未必真心想拉他上来。
“意味着我再也回不了头了。”他说，声音干涩，“意味着从今晚开始，解宝华第一个要除掉的人——是我。”
买家峻沉默了几秒，然后拿起那三页纸，逐行细看。记录写得很简略，但关键信息齐全：日期、包厢号、参与人员、进出时间。其中三次标注了“杨携光头男”，两次标注“解办韦秘安排”。日期从两年前一直延伸到上个月。最后一行，是三天前——也就是买家峻在云顶阁五楼阳台暗中观察的那一晚。
“这一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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