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轮转动，速度越来越快。
徐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家乡——那熟悉的黑土地，那还没化净的残雪，那光秃秃的杨树林。
二愣子坐在对面，兴奋地摸着座位上的白布套：
“哥！咱们真去广州啊？听说那边现在都穿短袖了？”
徐军收回目光，从包里拿出一本《广交会参展商手册》，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对，去广州。”
“咱们是从冬天往春天跑。等到了那，咱们就不是土包子了，咱们是中国商人。”
列车一路向南，穿越山海关，跨过黄河，越过长江。
窗外的景色，从苍茫的黑白，逐渐变成了嫩绿、翠绿，最后是繁花似锦。
徐军靠在车窗上，感受着气温一点点升高。
他知道，一场属于他的商业风暴，即将在那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珠江之畔，正式登陆。
“呜！”
伴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叹息，这列从北方一路哐当了三天三夜的绿皮巨龙，终于趴窝在了终点站。
车门一开，一股湿热的，夹杂着霉味、尾气味和莫名花香的热浪，像是堵无形的墙，把刚下车的二愣子撞了个趔趄。
“妈呀！哥！这……这是进了澡堂子了吗？”
二愣子背着比他还宽的大帆布包，一只手死死拽着徐军的衣角，另一只手不停地抹汗。
他身上还穿着李兰香给缝的厚棉裤，里面还有红秋裤。
在这气温接近二十五度的广州，他就像个刚出炉的热包子，浑身冒热气。
徐军穿着那身利索的灰色中山装，虽然也热，但他神色泰然。
他站在出站口，看着眼前这片黑压压的人海。
这就是1984年的广州。
此时的广州火车站，是全中国最疯狂、最混乱，也最充满希望的地方。
满大街都是色彩。
不像东北清一色的灰蓝黑。这里的人穿得那是花里胡哨。
男的穿着喇叭裤，裤腿大得能扫地，戴着遮住半张脸的蛤蟆镜。
女的穿着红裙子，烫着爆炸头，踩着高跟鞋。
“得得得。”
不远处，几个留着长头发的小青年，扛着双卡收录机，里面放着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曲，大摇大摆地走过。
二愣子看傻了眼，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鸡蛋：
“哥……他们那是……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