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火，愚昧与狂妄，失败与屈辱，以及，这屈辱背后，那更为致命的东西——文明的坠落与时代的错位。”
他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两行字：
“闭关自守，自绝于世界。
“仇洋排外，自毁于愚顽。
笔锋犀利，力透板背。
“咸丰六年，西元1856年，英法以‘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再启战端，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谌先生的讲述开始了，没有慷慨激昂的渲染，只有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叙述，但每一个细节，都带着血淋淋的重量。
“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客死加尔各答。
英法联军北上，陷大沽，逼天津，兵临北京城下。
咸丰帝仓皇北狩热河，留下恭亲王奕䜣收拾残局。
圆明园，那座凝聚了东西方能工巧匠智慧、被誉为‘万园之园’的绝世瑰宝，被付之一炬，大火三日不灭。
断壁残垣，至今仍在西郊泣血。”
他描述了谈判桌上的屈辱，描述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描述了九龙司的割让，巨额赔款，公使驻京，内地传教、游历、通商权利的丧失……
“这不仅仅是一城一地的得失，一笔赔款的轻重，”
谌先生的声音如同冰冷的铁石，“这是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无情地击得粉碎。
一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古老帝国，被强行拖入了它曾经鄙夷的、以西方为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并且是以最屈辱、最被动的姿态。”
“然而，”
谌先生话锋一转，目光更加锐利，“比战场上的失败更可怕的，是失败之后，整个统治阶层、乃至相当一部分士大夫阶层，那种冥顽不灵的傲慢与近乎愚蠢的自我欺骗。
他们将失败归咎于‘奇技淫巧’，归咎于‘夷人性情犬羊’，唯独不肯正视自身在制度、技术、思想层面的全面落后。
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师夷长技以制夷’，学的是什么？
是造枪炮，是建船厂，是开矿设局。
这固然是进步，然其核心，依旧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骨子里，还是认为我们的纲常伦理、祖宗成法，是优于西方的，只需借用西方的‘器’，便可维护我们的‘道’。
‘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此八字，看似折中稳妥，实则为后来的全面溃败，埋下了最深远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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