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次。”
“那你知道他怎么说？‘我没有失败，我只是找到了一千多种不行的方法。’”
这些话给了我些许安慰，但真正的转机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渠道。
一周后，我收到MIT怀特教授的邮件。原来，一位评审将我们的项目书转给了他征求意见。
“这是个极具前瞻性的研究，”怀特教授在邮件中写道，“如果你愿意，可以申请我们这边的合作基金。美国的科研资助体系对高风险项目更宽容。”
与此同时，原园的报道在媒体界引起了关注。她以我们的研究为案例，写了一篇题为《当科学遇见科幻：下一代心理治疗的曙光》的深度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
报道刊出后，我的邮箱开始收到各种来信。有质疑，有鼓励，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表达合作意向。
最令人惊喜的是一位硅谷企业家来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女儿患有严重的PTSD，传统疗法效果有限。你们的研究给了我希望。如果需要资金支持，请与我联系。”
这些来自民间的认可，与官方评审的否定形成了鲜明对比。
“很有趣的现象，”弗洛伊德老师评论道，“在我的时代，新思想要面对学术界的质疑；在你们的时代，还要面对公众的审视。”
在一个凉爽的秋夜，我们团队进行了长达六小时的讨论。最终决定：接受MIT的合作邀请，同时启动众筹计划，双线推进研究。
“既然主流道路走不通，我们就开辟新路。”陈浩说。
方舟已经开始设计更精简的实验方案：“我们可以先做概念验证，用最少的资源证明核心设想。”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像创业公司一样运作。我负责研究设计和学术合作，陈浩负责实验执行，方舟负责技术开发，甚至连原园都动用了她的媒体资源帮我们宣传。
众筹计划上线第一周，就收到了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捐款。很多捐款者留言分享自己或亲人受心理问题困扰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期待。
“看这些留言，”弗洛伊德老师感叹道，“科学的价值，最终要由它帮助的人来定义。”
与此同时，MIT的合作基金顺利到位。怀特教授还派来了他的博士后参与项目。
在第二次尝试申请国家基金时，我们调整了策略。不再强调技术的颠覆性，而是突出其解决现实问题的潜力。这一次，我们成功了。
项目获批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