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市的夏夜，麻省大道上的车流渐稀。我站在一栋老旧办公楼的五楼，望着空荡荡的 loft空间，这里将是我们新公司的起点。
“从学者到创业者，”弗洛伊德老师环顾着裸露的砖墙和未安装的灯具，“这个转变比我当年开诊所时要激进得多。”
我们的“心灵科技”公司正式成立了。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在哈佛的终身教轨上才走了一半，就要跳入创业的未知海洋。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艾默生教授曾经这样问我，“学术界会失去一位有前途的学者。”
但我无法忽视那些来信——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询问哪里可以获得“绘梦仪”；来自投资者，想要支持技术的商业化；最重要的是，来自张女士这样的患者，他们等不及学术研究的缓慢进程。
团队的核心成员都选择了加入。方舟辞去了谷歌的高薪职位，陈浩办理了停薪留职，艾米莉、Raj和苏晴也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场冒险。
“我们要做的不是普通的创业，”在第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上，我说，“而是让科研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创业的残酷很快显现。第一个月，我们见了32位投资人，收获了31次拒绝。
“这个产品太前沿了，”一位硅谷投资人直言不讳，“监管风险太大，商业模式不清晰。”
更让人沮丧的是，一位竞争对手突然出现——一家大型医疗科技公司宣布开发类似产品，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资金和渠道。
“也许我们太天真了，”某个深夜，陈浩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叹气，“学术和商业根本是两个世界。”
就在团队士气最低落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原园的一篇深度报道在《华尔街日报》刊登，详细讲述了一位使用我们原型设备康复的PTSD患者的故事。
报道刊出后的 24小时内，我们收到了 200多封患者来信和 5位投资人的会面邀请。
最令人惊喜的是一位硅谷传奇企业家的到访。他在会议室里听了两个小时的介绍，然后简单地说：
“我投资过很多科技公司，但很少看到这样既有技术深度又有人文关怀的项目。我加入。”
这笔投资让我们度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产品开发比学术研究复杂得多。不仅要考虑效果，还要考虑成本、量产、用户体验。我们的工程师和心理学家经常发生冲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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