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照壁后面是一个池塘，将撰史馆和书局分开。
撰史馆大门宽约两丈，可以并行两辆马车，除开门楣中央挂着一块长一丈宽三尺的撰史馆匾额之外，两侧的三尺粗细的门柱上照样篆刻着一副对联。
左联：记三皇五帝，为华夏正统。
右联：数千载万年，著青史留名。
穿过这道大门，后面除开一个院子之外就是层层叠叠的房间，以前都是嫪毐别院的下人和奴仆的其居住房，只不过修葺之后去除了多余不用的附属设施，全都改造成为了办公用的房间，而且所有房间里面都是仿照科学院和报馆的格局，房间用木板隔成小间给书吏和校吏办公，而后院也是如此，不过主编责编等领导职位每个人都是单独一间。
院子里面此时已经摆放了数十排座椅，最前面单独放着一套座椅，是为陈旭准备的，在这套座椅后面还架起来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欢迎清河侯莅临撰史馆授课的大字。
看着这块大黑板上的字，陈旭脸皮微微抽抽了几下，然后大步走到自己专属的位置坐下，然后跟随而来的安鱼粱和陈平等一群文学院领导和撰史馆的主编责编都在位置上坐好，其他人就只能站着听课了。
对于给撰史馆授课的原因还是因为如今流传下来的史料太过繁杂和无序，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进行约束的话，恐怕整理出来之后还是乱七八糟，导致阅读的人混乱不堪，非常有必要先把史料整理的方法确定出来。
而这个方法当仁不让肯定是编年体。
编年体史书起源很早，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了，鲁国的儒家史官最先采用，编写了《春秋》一书，记录的是从周平王迁都之后一直到三家分晋七国称雄之前发生的事，时间是以鲁国的年号进行整理，因此有一条完整的时间线，使得春秋记载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表，看起来也不会造成混乱，而这种编年体得到后世史官的极大推崇，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编年体。
因为《春秋》一书是儒家史官编写，后来被儒家弟子整理之后形成了儒家的经义，位列儒家弟子四书五经必读书籍之列。
编年体的好处是时间脉络清晰，可以以时间为主轴详细的记录发生的事件，但整个大周八百诸侯国，只用时间线来连接恐怕会非常复杂，同事间发生的事情太多，诸侯国的历史和名人传记都无法来表达清楚，因此陈旭还准备引入另一个史学大家司马迁的《史记》体裁作为补充。
史记采用了年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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