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冬，安徽阜阳，淮河镇陆家村。
北风卷着淮河的水汽，吹过萧索的皖北平原。陆家村低矮的土坯房上空，炊烟稀薄。虽然春节将近，但空气中弥漫的，不仅仅是烤红薯和微弱麦香，还有一种无形的、日益收紧的压抑。
陆大友蹲在自家门槛上，望着院子里堆放的几袋小麦，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是村里的能人，年轻时经历过五九年的饥荒，眼睁睁看着父亲和大哥饿死，硬是靠着在淮河里摸鱼、在收割过的红薯地里一遍遍翻找，拉扯大了八个孩子。如今，政策变了，土地下了户，他家十口人分了二十亩地，终于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仓里有五六千斤小麦，虽然吃不上大米，但顿顿馒头、面条总能管饱。
他刚舒心没几天，心头却又压上了巨石。他婆娘李玉兰，今年四十二了，竟又怀上了！老九的到来，不在计划内，甚至可说是“顶风作案”。
村里的高音喇叭和墙上新刷的标语，日复一日地宣示着铁律：“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头等大事！”风闻上面动了真格，公社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书记亲自挂帅，实行“一票否决”。邻村已有传闻，说对超生对象“罚得倾家荡产”。
“他娘，这……”陆大友看着妻子日渐隆起的腹部，声音干涩。
李玉兰抚着肚子，脸上是母性的光辉与深深的忧虑交织：“大友，都这么大了，也是一条命啊。再说，现在家里不是有粮了吗？”
陆大友叹了口气。有粮是不假，可他心里清楚，这“有粮”在政策的铁拳面前，不堪一击。
一九八零年，农历腊月三十，除夕。
节日的气氛被一种肃杀取代。公社供销社那排平日里还算热闹的平房，此刻门窗紧闭，成了临时关押点。里面，是几十个临近产期的“违规”孕妇，李玉兰也在其中。
陆大友提着饭篮，隔着门缝看到了妻子苍白的脸。她紧紧抓着他的手，声音发抖：“大友，我怕……前面刘家媳妇，孩子太大了，没……没下来，人就这么没了！还有，那针……对着头……”她说不下去，眼里满是恐惧。
所谓“针”，是一种让胎儿流产的药物注射。陆大友听说，昨天一天，就有三十多个孕妇被实施了手术。
看着妻子惊恐的眼神，陆大友心一横。死，他经历过，不怕；但他不能让跟了自己半辈子、吃了无数苦的妻子，因为给陆家添丁而走上绝路。他陆大友能在淮河的风浪里活下来，能在饥荒年里找到吃食，就不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