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阳光格外毒辣，像一炉烧得滚烫的熔金，泼洒在医院住院部的白瓷砖上。瓷砖反射出刺目的光，晃得人眼睛发疼，连空气都仿佛被煮沸过，每一口吸入肺腑，都带着灼人的温度，烫得喉咙干涩发痒。
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病号服，袖口磨出了毛茸茸的边，边角处还沾着洗不掉的消毒水印记。大多数时候，我都孤零零地坐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小短腿够不着地面，只能一晃一晃地荡着，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走廊尽头的电梯口，等着下班的妈妈。
偶尔，护士站的李姐会趁着换班的间隙过来陪我说说话。她总是笑眯眯的，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小心翼翼地塞进我手里：“馨馨乖，妈妈很快就来了。” 糖纸印着五颜六色的小花，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斓的光，漂亮得晃眼。可我总舍不得吃，把糖紧紧攥在掌心，直到体温把糖块焐化，黏糊糊的糖汁渗出来，沾得满手都是甜腻的黏腻。
我的心脏从小就不好，医生摸着我的头，轻声对妈妈说：“这孩子啊，就像是被上帝粗心捏坏的陶瓷娃娃，瓷薄易碎，稍微碰一下就可能碎掉。” 五岁那年的夏天，我的病情突然恶化，一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像一张沉重的黑网，兜头罩下，把我们家彻底困住。
医生说，必须尽快做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否则，我撑不过三个月。
妈妈带着我，背着沉甸甸的病历袋，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北上南下的火车票攒了厚厚一沓，家里的积蓄早就花了个精光，就连颜老养老的那栋老房子，也被挂牌卖掉了。堆在病房床头柜上的缴费单、检查单，一张叠着一张，摞起来竟比我那时的身高还要高。
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总是沉甸甸的，像压着一块化不开的铅。病房里的消毒水味浓得呛人，飘在空气里，挥之不去，连带着窗外的蝉鸣，都显得聒噪又烦躁。
我总在半夜被心口的闷痛感惊醒，病房门没关严，留着一条窄窄的缝。借着走廊里昏黄的夜灯光，我能看见尽头的安全通道口，妈妈和外婆相依而立的身影。妈妈的声音很轻，带着压抑不住的哽咽，像被揉碎的棉絮：“妈，我实在没办法了……”
外婆的声音更显苍老，满是疲惫，却还是强撑着安慰：“阿雅，别急，明儿我就去找盛家的老熟人问问，总能凑一点的，总能的。”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光着脚丫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跑出去从身后抱住妈妈的腿，眼泪砸在她的裤管上，哭着喊：“妈妈，我不治了，我们回家好不好？我不想让你这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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