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最后一场秋雨，洗去了长安城的最后一丝燥热，也仿佛暂时涤清了围绕“周氏工坊”与李瑾的纷扰尘埃。随着皇帝对“兼职”风波的明确表态，以及李瑾在将作监内稳妥推进的几项“官民合作”试验初显成效，朝堂上那些或明或暗的攻讦之声，如同被秋雨打湿的蝉鸣，渐渐低落下去，至少暂时转入了地下的窸窣。城南工坊的烟囱，在雨后的晴空下，吐纳得更加从容；将作监衙门的廨署内，李瑾案头关于“新纸印书”、“新式农具”、“特制医器”的文书与报告，也日渐增厚，记录着一个新兴技术力量与古老官僚体系缓慢而坚定的磨合进程。
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财富的洪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在“周氏工坊”及相关产业的脉络中汹涌汇集，悄然改变着长安，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经济版图。当李瑾在九月底，于崇仁坊宅邸深处的密室中，审阅王掌柜呈上的、汇总了工坊第三季度（七、八、九月）及“赏珍雅集”专项收支的绝密总账时，饶是他早有心理准备，也被那最终核算出的、滚烫惊人的数字，微微撼动了心神。
“赏珍雅集”专项，总收入六千三百五十贯。支出包括：雅集场地布置、招待、人工、护卫等费用约二百贯；上缴“内廷供奉”常例及打点各关节“辛苦费”约八百贯；工坊内部对参与匠人、管事的“特别嘉奖”约三百贯；物料（玻璃、燃料、装饰等）直接成本约一千二百贯。净利：三千八百五十贯。
工坊常规运营（七至九月），主要收入来源于玻璃器皿的持续销售（包括宫中和权贵的订单、以及通过隐秘渠道流向洛阳、扬州等地的少量高端货）、平板玻璃的限量供应、以及牛痘相关器皿的特供。总收入达四千七百贯。支出则包括：所有匠人、杂役、护卫薪俸（大幅提高后的标准）；持续扩张的原料采购（石炭、石英砂、纯碱、木材、钢铁、纸张原料等）；新项目研发投入（活字、新纸、农具改良、燃料改进等）；工坊日常维护、扩建及“内廷供奉”相关固定支出。扣除所有成本后，净利：一千九百贯。
两项合计，第三季度工坊总净利达五千七百五十贯！这还不包括那些难以准确估价的“无形资产”——如“周氏明玻”品牌的无形溢价、与宫廷及顶级权贵建立的关系网络、以及正在将作监体系内缓慢增值的“技术认证”与“合作项目”潜在收益。
五千七百五十贯！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豪门侧目、让国库主官心动的数字。须知，此时大唐一斗米（约合后世12.5斤）价格不过三五文钱，一匹绢不过三四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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