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事务安排妥当，属官们领命各自忙碌而去。殿内只剩下李瑾、许敬宗、刘仁轨三人。
许敬宗笑道：“梁国公统筹得当，诸事井井有条。看来不需多久，我枢密院便能将这神策军的架子搭起来了。”
刘仁轨则道：“章程虽好，执行尤难。募兵布告一出，天下健儿汇聚，甄别、安置、初训，千头万绪。昆明池营房修葺，钱物料工，亦需紧盯，以防宵小从中渔利。此乃开端，万不能有失。”
李瑾拱手道：“二位相公所言极是。章程不过纸面，落到实处方见真章。瑾年轻识浅，经验不足，日后还需二位相公多多提点，遇有难处，亦需借重二位相公威望，协调各方。我等同心戮力，方能不负陛下重托。”
他态度谦逊，将许敬宗和刘仁轨摆在“前辈”和“依靠”的位置，两人心中受用，连连表示自当尽力。许敬宗是后党中坚，自然支持；刘仁轨是务实能臣，见李瑾并非夸夸其谈之辈，做事扎实，也渐渐收起了最初的些许审视，转为合作。
这便是李瑾在枢密院内经营的“小平衡”：尊重两位副使，尤其是德高望重的刘仁轨；充分放权给具体办事的属官，激发他们的能动性；自己则把握大方向，协调关键资源，并将所有重要进展和决策，事无巨细地通过每日简报或适时召对，向皇帝李治汇报。他让皇帝感觉到，枢密院在高效运转，但一切都在皇帝的掌控和视线之内。
数日后，神策军募兵布告以六百里加急发往各道，同时也在长安东西两市及各城门张榜公布。布告内容详实，条件优厚：年龄十八至三十，身高体健，无残疾恶疾，略通拳脚弓马者皆可应募。一经入选，即为“神策军士”，享月粮两石，钱八百文，四季有衣，立功厚赏，阵亡优恤。比起府兵需自备资装、服役无常、赏罚不均，吸引力不言而喻。
消息传出，关内震动。有嗤之以鼻的旧军子弟，认为“募兵乃乌合之众，焉能与我世代将门相比”？但更多是生活无着的破产农户、逃离军府的疲敝士卒、心怀壮志的市井少年、甚至一些渴望靠军功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纷纷涌向各州府指定的报名点。长安附近的报名处更是人满为患，需要金吾卫维持秩序。
与此同时，李瑾主持拟定的《武学训典》（基础训练大纲）和《阵图新略》（结合火炮、火枪等新式武器的战术操典）初稿，也送到了李治的案头。李治翻阅着那些图文并茂、细致入微的训练方法和战术想定，尤其是其中强调的“忠君爱国、令行禁止”的思想·操练，以及针对火炮、强弩、骑兵、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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