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不时出现“梁国公今日于兵部与诸将议陇右防秋事宜”、“天后召见户部侍郎，询问江淮漕运”这类具体到日期的行程报道时，那些“深夜私会”的谣言，显得愈发苍白可笑。
当然，反对的声音和阻力也随之而来。
一些守旧官员，对将朝廷政事、官员考评（哪怕是正面报道）如此“张扬”地刊印出来，公之于众，深感不安，认为有损朝廷威严，易启“刁·民”议论之端。某位御史便上疏弹劾，称《大唐报》“淆乱体制，将庙堂之事播于市井，使胥吏贩夫妄议朝政，非国家之福”。
对此，李瑾早有准备。他在朝会上从容应答：“《大唐报》所刊，皆为陛下德政，朝廷善举，忠良事迹，民生要务。使百姓知朝廷之所为，明陛下之仁德，晓大义之所在，何来淆乱之说？莫非陛下德政、忠良事迹，见不得光，只宜藏于深宫，不足为百姓道耶？至于妄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正道信息导之，犹恐不及，若一味堵塞，反使谣言横生。今《大唐报》出，市井多议农时、边功、良吏，岂不比议论那些无根流言要好？”
皇帝李治近来因《大唐报》内容正面，且其中多有颂扬他“龙体渐安”、“勤政”之语，龙心甚悦，加上武则天也认为此报利于掌控舆论、彰显治绩，故对李瑾多有支持。那御史的弹劾，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些反对者，则来自许敬宗、李义府阵营内部。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大唐报》的创办和主导权掌握在李瑾手中，虽然每期关键内容需经政事堂合议和帝后御览，但日常运作、稿件遴选、版面安排，皆由李瑾及其选拔的“报局”人员把控。这等于在官方舆论场中，开辟了一个不完全受他们掌控的渠道。李瑾那篇“务实虚文”的短评，更让他们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于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向《大唐报》渗透，或推荐“自己人”进入报局，或试图施加影响，要求在报上多刊载颂扬“洛水瑞石”、“圣母临人”的文章，甚至隐晦地攻击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大臣。
对此，李瑾的策略是，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在次要问题上可妥协。对于要求大量、直接颂扬“圣母”的文章，他以“报纸贵在务实，祥瑞之事已有专文颂圣，不必每期重复，以免百姓生厌”为由，适度控制数量和篇幅，更多地将“圣母”的德行与“勤政爱民”的具体事迹结合起来报道。对于试图塞人进来或干涉具体编务的，则以“报局初创，人员贵精不贵多，且陛下、天后有旨，编务需由报局据实拟定”为由，委婉而坚决地抵挡回去。同时，他也不吝在报上刊登许敬宗、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