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股主流的商品洪流，并非孤立而行。它们通常被组合装载在同一艘海船上，以分散风险，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一艘典型的南下海船，其货舱里可能底层是沉重而廉价的铁器（锅、钉、工具）和铜钱（虽然官方禁止铜钱出口，但走私始终存在），中层是成捆的丝绸和成箱的瓷器，上层则是轻便的茶叶、书籍、纸张、漆器、甚至文具（笔墨纸砚在东亚文化圈极受欢迎）。返程时，则会载满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琉璃、棉布、贵重木材，以及作为压舱物的苏木、胡椒等大宗商品。
帝国的制造业心脏在剧烈跳动。邢窑、越窑、景德镇的窑火映红夜空；蜀中、吴越的织机声响彻街巷；江南、巴蜀的茶园绿意盎然。与之配套的造船（明州、泉州、广州）、航运、保险（开始出现类似“船钞”的原始保险）、钱庄汇兑（飞钱业务因长途贸易更加兴盛）、码头搬运、商品包装等行业都空前繁荣。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手工业工人、矿工、水手、码头工人。标准化生产、分工协作在大型窑场、丝织作坊中已见雏形。一些头脑灵活的商人，开始尝试“包买制”，即向分散的农户提供原料甚至工具，收购其半成品或成品，统一加工销售，这进一步将农民卷入商品经济网络。
“货通万国”不再是一句夸张的形容。大唐的商品，以其优异的品质、丰富的种类、相对（在规模化生产后）低廉的价格（尤其是瓷器），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它们不仅满足了海外上层社会的奢侈需求，也开始渗透到中下层，改变着许多地区的生活方式。通过海洋，一个以大唐为核心的早期世界贸易网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编织成形。广州、泉州、明州、扬州的港口，如同帝国强劲搏动的心脏瓣膜，将“中国制造”泵向全球，又将世界的财富与物产吸纳回来。帝国的国库，因市舶税收和官方贸易利润而日益充盈；民间，则因这空前繁盛的海贸，孕育着更多财富传奇与社会变革的可能。
当刘仁轨的宝船舰队还在漫长的航路上劈波斩浪时，由成千上万艘民间海船、番舶组成的、更为密集而日常的贸易之网，已经将大唐的繁荣，编织进了七世纪下半叶整个世界经济的肌理之中。这“货通万国”的盛景，是帝国实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化管理的共同结晶，也为即将归来的宝船舰队，铺垫了一个需求旺盛、联系初步建立、但对大唐商品渴求近乎无限的世界市场。远航的收获，注定将远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