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帛肆、陶瓷店、漆器坊、金银器作、书肆、酒肆、食店…… 各行各业，应有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在此集散：剑南的蜀锦、吴越的越绫、宣城的笔、徽州的墨、端州的砚、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瓷…… 与来自海外的奇珍异宝同场竞技。专门的“海货街”、“番货市”更是人声鼎沸，除了之前提到的各色进口商品，还有来自南洋的蕉布、藤席、犀象器，来自日本的倭刀、折扇，来自新罗的人参、麻布。
商业的繁盛催生了发达的服务业。为商旅服务的邸店、车坊、马厩、仓储（“塌房”）遍布全城。提供短途货运的“脚店”、长途客运的“驿驴”生意兴隆。高档的酒楼，如“海山楼”、“望海楼”，临江而建，不仅提供珍馐美馔，更有歌姬舞女表演，成为富商巨贾、达官贵人洽谈生意、宴饮娱乐的场所。娱乐业也随之兴旺，勾栏瓦舍中，说书、杂耍、傀儡戏、参军戏吸引着市民和等待季风的外地商人。甚至出现了专为番商和水手服务的特殊街区，其开放程度，令来自中原的士人咋舌。
产业：因港而兴的制造
广州的繁荣并非单纯依赖转口贸易。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便利的原料输入，刺激了本地手工业的蓬勃发展。进口的香料在这里被分装、加工、混合，制成更符合唐人口味的“合香”。象牙、犀角、玳瑁、贵重木材被能工巧匠雕刻成精美的工艺品。来自波斯、大食的玻璃原料（“琉璃石”）和工艺，催生了本土的“广琉璃”作坊，虽然质量尚不及舶来品，但价格低廉，满足中低端需求。蔗糖的 refining 技术（制砂糖）在此进一步改良。造船业更是支柱产业，城外的船坞能修造千料以上的大海船，吸引了帝国乃至外国的订单。为海船服务的缆绳、帆布、油漆、铁件加工业也随之兴盛。
广州的农业也受到贸易影响。城郊出现了专门为城市和港口供应蔬菜、水果、禽蛋、鱼鲜的集约化种植园和养殖场。来自占城的稻种在附近地区试种。甚至出现了早期的“出口导向”手工业，如按照番商提供的样式、尺寸，定制陶瓷器、丝绸图案、漆器纹样，以满足特定海外市场的需求。
管理：秩序的基石
如此庞大的财富流动和人口聚集，若无强力有效的管理，必然陷入混乱。广州刺史衙门与市舶司分工协作，构成了城市管理的双轴。刺史府负责常规的民政、治安、司法、税收（市舶税除外），维持庞大的捕快、武侯（巡警）队伍，并有一支精锐的州兵维持秩序。市舶司则专责海外贸易相关的一切事务：船舶管理、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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