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
“其二曰，更定税制，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租庸调之法，乃太宗文皇帝钦定，行之百年，民以为常。虽有小弊，然大体公平，简便易行。今欲尽变祖宗成法，舍人丁而税田亩、资产，计量浩繁，估价艰难，徒增官吏上下其手之机。且工商之利，起伏不定；田宅之价，时有涨落。以浮动之资，定恒定之税， 必使民无所适从，岁无宁日。更有甚者，苛察民产，有类聚敛，恐伤陛下与母后 仁爱俭约 之圣名，使天下疑朝廷 与民争利，非圣主仁君所应为也。”
太子在此处，直接点出了“与民争利”这四个极其敏感、也极具杀伤力的字眼。这无疑是对武则天、李瑾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新市税、盐铁专卖强化、乃至正在酝酿的税制改革）的尖锐批评。
疏文继续，语气愈发恳切，也愈发凸显其核心主张：
“臣闻，为政之道，在顺人心。 今四海升平，仓廪充实，当以静制动，以宽服民。所谓仁政者，非谓纵容豪强，坐视兼并， 而在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使民以时。朝廷之要务， 不在频出新政，更张法度，而在整肃吏治，汰除贪酷，选任贤良，使政令宽简，赋役均平。使为官者知廉耻，为民者得休养，则兼并之风自戢，流亡之民自归。此乃不治之治，无为而无不为也。”
“今 狄仁杰、裴炎等，奉旨肃贪，雷厉风行，惩处蠹吏，大快人心，此正施仁政之基。然肃贪之后，贵在安抚，宜示宽大，与民更始。若贪墨既除，复行峻法，清丈限田，税及锱铢，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民不堪命，何谈休养？”
“故臣冒死恳请： 愿父皇、母后，暂缓清丈、限田、税改诸急务。一， 严令地方，不得以任何名目，扰民清产，凡有借端生事、骚扰乡里者，严惩不贷。二， 对田产之事，宜导不宜迫。可明诏天下，劝谕富民， 对佃户、佣工，减租让利，敦亲睦邻；对贫困之民， 由朝廷拨付专款， 于荒地、边州，授田安置，贷给种粮，免其赋税数年，使流者得所，耕者有其田。三， 当前重中之重， 在整顿吏治，信赏必罚，选拔廉能干吏， 代贪酷无能之辈，使政令宽平，赋役有常。四， 厉行节俭，宫廷用度，百官俸禄，皆可量入为出，稍加裁省，以示天下，朝廷不与民争利。”
“若能如此， 则吏清而民安，民安而国富，国富而兵强。不汲汲于变法，而法自善；不刻意求治，而治自成。此乃贞观遗风，仁政之本也。昔太宗皇帝尝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又言 ‘君，舟也；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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