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指挥，依次上前，验票，领取属于自己那一份虽稀薄但热气腾腾的粥和半个杂面饼。尽管依旧有人因份额太少而低声咒骂，但比起之前为了一口吃食可以拼命的状态，已是天壤之别。
工分登记处更是热闹。人们盘算着自家的劳力，比较着不同工种的“性价比”，选择报名。堤坝抢险队和房屋建造队最受欢迎，因为工分高，虽然辛苦危险。防疫清洁队起初报名者寥寥，但在“额外一顿饭”和“确保口粮”的诱惑下，也逐渐有了人，尤其是一些实在没有其他技能的孱弱男子或胆大妇女。编织、缝补、照料等“轻工”区域，则聚集了大量老弱妇孺，她们用颤抖却灵活的手，开始编织草绳、修补衣物，换取那宝贵的“下工”一分。整个营地，虽然依旧破败，却开始流动起一种久违的、名为“生计”的活力。
下午，李瑾在杜衡和几名新任“工务管事”的陪同下，巡视了几个重点“工地”。在堤坝溃口处，木桩墙在石笼的配合下，又艰难地向河中延伸了数丈，虽然缓慢，但步伐坚定。领取了“上工”三分的民夫们，在“甲长”和工匠头领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奋力夯击木桩，搬运石笼，虽然依旧疲惫，但眼神中多了几分专注和期盼——那是对傍晚用“工票”兑换实实在在粮食的期盼。
在高脚棚屋建设区，标准化、流水线的威力开始显现。伐木、加工、组装、覆盖……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熟练度在重复中提升。一座座干燥、高出地面的棚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长”出来。新的住户在入住前，会被“防疫宣讲队”反复告诫卫生须知，并被强制要求用有限的草木灰水清洗手脚。虽然条件简陋，但比起之前的泥泞窝棚，已是质的飞跃。
在营地边缘新规划的“公共劳作区”，一群妇孺老人坐在简陋的草棚下，用收集来的芦苇、茅草编织草席、草帘，或者用简陋的织机修补破损的衣物。这些都是“轻工”，计“下工”一分，但积少成多，也能补贴家用。更重要的是，这让那些失去壮劳力或自身孱弱的家庭，看到了靠自己双手活下去的希望，而不仅仅是等待施舍。
当然，问题依旧层出不穷。工分记录难免疏漏，工种分配不尽合理，工具严重短缺，不同队伍之间因争夺物料或地盘发生的小摩擦时有发生，对严苛防疫措施（如强制洗手、如厕必须去指定旱厕）的抱怨和阳奉阴违从未停止。但至少，一个基本的框架建立起来了：登记造册的人口管理，凭票供给的物资分配，按劳取酬的激励机制，以及严酷但相对公正的惩罚监督体系。
夜幕降临，营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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