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奏朝廷，擅杀致仕朝廷大员沈翰，悬首城门，此举骇人听闻，有违国法，有伤陛下仁德！其行径与酷吏何异？如今更统兵南下，以平叛为名，行杀伐之实。臣闻其在江南，纵兵抢掠，滥杀无辜，所过之处，鸡犬不宁！此等残暴之将，岂可委以重任？臣恐其非但不能平叛，反会激起更大民变，使江南膏腴之地，尽成丘墟！恳请陛下速召还李多祚，另选仁将，以安江南！”
这两道弹劾，如同两颗巨石，砸破了朝堂表面的平静。将江南暴乱的根源，直接归咎于裴延庆的“苛察”和李多祚的“残暴”，进而指向他们所代表的新政。逻辑简单而恶毒：因为新政严酷，因为官吏暴虐，所以官逼民反。 这是要将政治问题，偷换成道德和法律问题，将改革派打成“祸·国殃民”的酷吏奸臣。
不等武则天和李瑾反应，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御史、给事中、乃至部分六部的中级官员，如同约好了一般，纷纷出列。弹劾的矛头，不再局限于裴延庆和李多祚，而是迅速扩大。
有人弹劾户部尚书，指责其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是“与民争利”、“动摇国本”，导致天下汹汹，税基不稳。
有人弹劾主持新学、力主改革的弘文馆、国子监一批博士学士，斥其为“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败坏士风”，要求取缔新学，恢复旧制。
更有人将矛头隐隐指向了变法的最坚定支持者——太子李瑾。一位出身荥阳郑氏的礼部郎中，在弹劾某位推行新政得力的地方官时，阴阳怪气地说：“……此辈皆以逢迎上意为能事，不体圣人之仁，不恤生民之艰，唯知苛责地方，以邀功请赏。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亦非社稷之幸。臣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若专任刑罚，纵能得逞于一时，必失人心于久远。江南之乱，可为殷鉴！”
这几乎是指着鼻子骂李瑾（及其背后的武则天）“不德”、“专任刑罚”了。虽然没敢直呼其名，但含沙射影，谁都听得明白。
一时间，含元殿内，弹劾之声此起彼伏，慷慨激昂者有之，痛哭流涕者有之，引经据典者有之。他们互相呼应，彼此支撑，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天灾人祸，所有的社会矛盾，所有的动荡不安，其根源都变成了“新政”，变成了推行新政的“酷吏”。
支持改革的官员自然不甘示弱，纷纷出列驳斥。但反对派显然有备而来，他们抓住了“江南暴乱”这个看似无可辩驳的“事实”，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将改革派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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