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神都洛阳的冰雪消融，文学馆内的争论却并未因季节更替而稍减。随着《永昌商法》草案的逐渐成形，一个更加新奇、甚至在许多人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发端并非源于某位学者的奏疏，而是源于两起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代表性的民间纠纷。
一起发生在洛阳南市。一位名叫鲁大的木匠，祖传一手精湛的水车、筒车制作技艺。他耗时数年，反复琢磨，改良了传统筒车的龙骨结构，使其在同等水力下，提水效率提高了近三成，且更经久耐用。他小心翼翼地将这改良后的新式筒车图纸藏于家中，只接一些高价定制活计，生活因此大为改善。然而好景不长，他的一名徒弟出师后，将图纸偷偷摹绘一份，带往他乡，以更低廉的价格承揽工程，甚至将技术卖给了别的匠人。鲁大发现后愤而告官，称徒弟“窃我秘技，断我生路”。可官府审理后却认为，技艺非财物，图纸亦非偷盗实体物件，且“百工技艺，本应流传造福乡里”，徒弟所为虽有背师道，却难以依现行律法定罪，最终只是训诫了事。鲁大血本无归，改良技艺迅速扩散，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势，郁郁寡欢。
另一起则发生在国子监附近的书坊街。一位穷书生耗费心血，注释、校勘了一部前朝诗文集，自费雕版印刷了数百册，销路尚可，略补家用。不料，另一家资金更为雄厚的大书坊见有利可图，直接雇人买来一本，依样翻刻，因其成本更低、铺货更广，迅速挤占了市场。穷书生找上门去理论，反被对方奚落：“天下文章千古事，先贤诗文乃天下公器，尔不过略加批点，便想独占其利？我刻我的，与你何干？”书生告到官府，得到的回复同样是“无此律条”，只能自认倒霉。
这两起案子，经由不同渠道，最终都摆到了太子李瑾的案头。其时，李瑾正为《永昌商法》中关于“契约”的保护条款能否有效执行而思索，见到这两桩“新奇”案件，心中不由一动。他将案情与自己的想法，同狄仁杰、刘晏等人商议。
“狄公，刘员外郎，你们看此二事。”李瑾将卷宗推过去，“鲁大改良筒车，利在灌溉，实乃惠民之技；书生校勘诗文，亦有助于学问传播。其心血付出，理应有所回报。然现行律法，于工匠之改良技艺，书生之校勘心血，竟无只字保护。长此以往，谁还愿费心改良工具？谁还肯精心校勘典籍？此非挫伤良工巧匠、学子文士之心乎？于永昌新政鼓励农商、昌明文教之旨，岂非背道而驰？”
狄仁杰捻须沉思，他精通律法，熟谙旧例，很快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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