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然而，与之前纯粹的谩骂和攻讦不同，这一次，武则天不仅掌握着政权，更通过《大周女诫》掌握了一定程度的“释经权”和话语制高点。她以天后的身份，亲自诠释“女德”，其权威性远超一般的儒生议论。朝廷明令推广，各州县学宫、书院即便不情愿，也不得不组织宣讲。更重要的是，《新女诫》的内容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创新，巧妙地用“光大女教”、“扩充坤德”等名义，为女子走出家庭、服务社会提供了道德依据和“古已有之”的先例（尽管这些先例被有选择地强调和重新诠释了）。
争论在持续，但一种新的观念，伴随着《大周女诫》的流传，开始潜移默化地渗透进社会。越来越多的女子开始思考，除了相夫教子，自己的人生是否还有其他可能？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意识到，让女儿读书明理，或许并非坏事。而身处风口浪尖的女官们，如崔清韵、苏琬、卢静姝等人，更是将《新女诫》视为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卢静姝在面对襄阳那些指责她破坏伦常的弹章时，可以坦然引用《新女诫》中“和睦之道，在明是非”和“必要时诉诸公论律法”的条文，来为自己的判决辩护，底气足了许多。
武则天站在权力的顶峰，冷静地俯瞰着因这部《女诫》而引发的思想激荡。她知道，一纸文书不可能立刻改变千年积习，但它是一颗种子，一颗被她的权力和意志强行植入传统土壤的异类种子。它可能会被扼杀，也可能在石缝中顽强生长，最终破土而出，改变这片土地的生态。她所做的，就是为这颗种子，争取阳光、空气和水，并奋力斩除那些试图将其扼杀在萌芽中的杂草。
《大周女诫》的颁布，标志着武则天在提升女性地位、推动社会变革的斗争中，从单纯的政治权力推进，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建设阶段。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更为漫长的战争。而这部由当朝天后亲著的《女诫》，便是她在这场战争中，竖起的第一面鲜明的、同时也是充满争议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