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大难制，甚至将来某一天，刀锋会转向不该指的方向。
苏琬在整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奏报、书信、乃至民间流传的海客谈资时，深感问题的复杂与深刻。她提笔在史稿中论述道：
“永昌中，裂土海外，四藩既立，倏忽数载。 其始也，朝廷视之，如臂使指， 虽万里之遥，诏令朝发，而夕期其奉。 然岁月既往，情势渐异。 地理之悬隔，如天堑难逾，政令之往复，动辄期年， 致使中枢之权，日削于重洋；藩国之柄，暗长于草莽。 此势也，非尽人力可逆。
“观四藩之情状，已现 ‘新唐’、‘旧唐’ 分野之兆。 所谓旧唐，根植中土，礼乐刑政，千年一脉， 其民安土重迁，诗书传家。 所谓新唐，散处八荒，或临瀚海，或处莽原， 其治不得尽循旧章， 其民不免交融蛮俗， 其风渐趋务实开拓。 金山重利而轻文，澳洲求稳而缓进，南洋通商而兼融，路径已分，特色渐显。
“朝廷所患者， 非仅藩王坐大，更惧其民离心。 今之海外唐人，首代犹怀故土之思， 然其子若孙，生于斯，长于斯， 所见者异兽奇木， 所闻者波涌风啸， 所习者与土人角逐、与山海相争。 彼等心中，‘大唐’ 二字，恐将渐从血浓于水之故国， 化为典籍传说之符号， 或权威册封之来源。 此文化认同之漂移， 其力无形，其变也渐，而其患也深。
“经济之链，亦生龃龉。 朝廷欲控商路之利，藩国思自辟财源；中枢虑金涌伤本，藩王急功近利。血脉相连，而利字当头， 温情之下，博弈暗生。
“至若甲兵之务， 尤为两难。 不使之强，则无以镇遐荒、拓新土；使之过强，则恐成割据之资， 重蹈汉末州牧、唐季藩镇覆辙。海外之师， 御外侮则为帝国干城，生内衅则成心腹大患，其权其界，何以制衡？
“故今日之局， 非旧唐 吞并新唐， 抑或新唐 脱离旧唐 之简单抉择。实乃一树既生，根干在中原，而枝叶蔓延于四海。 枝叶受异域之风土雨露，其形其性，必与根干稍异。 强求同一，则枝叶恐萎；任其疯长，则恐损根本。 所求者，当是根深干壮以固本，叶茂枝荣以华外， 虽有形异，而气相联，血脉通。 然何以通？何以联？ 靠三年一贡之使节耶？靠万里辗转之诏书耶？靠日渐稀薄之乡情耶？靠利害相关之商贸耶？此诚永昌之后，庙堂诸公所当殚精竭虑、深谋远虑之第一等大事也。
“或可效周之故事， 定朝觐、贡赋、征伐、嗣立之制，予其自治，而收其大宗。 或可创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