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闻西洋商人言，其地（模糊指代古典城邦或中世纪某些自治城市遗风）有城邦，不设世袭之王，而由城内贤达、富户、行会首领推举数人，共理城事，定期轮换。其法度由市民公议而定，君侯亦需遵从。虽其制未臻完善，然‘公议’、‘共治’、‘法在王上’之精神，隐约可见。”
“此等制度，虽处萌芽，粗粝简陋，远不如我中华礼乐完备，然其内核，有一可贵之处： 不以一人之智临万民，不以一族之私占天下。 其治理之权，有所分散；执政之人，有所制约。 此或可补我制度之偏弊？**”
当然，他谨慎地指出，这些“异制”有其局限，不适应大国广土，且易生混乱。但他强调，其精神内核——权力的公共属性、统治者的选举与问责、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值得深思和借鉴。这并非要全盘照搬“夷狄”之制，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更广阔的人类政治实践中汲取智慧。
基于以上反思与观察，李瑾开始小心翼翼地、尝试性地勾勒他心目中“大同”社会的政治蓝图。他深知其超前与惊世骇俗，故多用设问、隐喻、借古喻今之笔法，但其核心指向已逐渐清晰：
1. 虚君共和：他设想，或许可以保留“天子”或“皇帝”的名位，作为国家统一、文化延续的象征，是“天下共主”，是礼仪性的最高元首。但实际治理国家的权力，不应再系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垂拱而治”，不具体处理日常政务，其职责在于祭祀天地、颁布历法、任命最高官员（根据一定程序产生的人选）、在重大危机时充当仲裁者。皇帝的权力被严格限制在宪法性文件（他称之为“祖制大法”或“国本之约”）规定的范围内，且“世袭罔替，然需贤德，若失德，可经公议废黜另立贤能宗室”（这已触及君主立宪乃至共和制的边缘）。
2. 共治与议会：国家日常治理，应由一个“贤能共治”的机构负责。这个机构如何产生？他设想了几种可能：一是扩大并制度化现有的“廷议”、“朝会”，使其成员不仅包括高官，还可从地方德高望重者、有专门学识者（如精通律法、财税、工程、天文、医学等）、乃至有一定资产和声望的庶民代表（他谨慎地称为“民望之士”）中选拔。二是借鉴科举，但不止于选官，而是设立一个常设的“议政院”，其成员部分由科举中特定科目（如“治平科”、“实务科”）选拔，部分由地方推举，定期轮换，负责审议国家大政方针、制定修改律法、监督百官。这个机构的核心原则是“公推公议，少数服从多数”，其决议，即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