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置可否”中，保留自己所有的选项，也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一切。
至于张柬之那种隐秘的兴奋，王琨那种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分权制衡”、“常法至上”的制度性思考，虽然让李瑾看到了一丝微光，但这点微光，在无边的黑暗与现实的重压下，显得如此微弱，如此不确定。张柬之的思考，更多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致君尧舜”理想的一种极端化、理论化的延伸，其根基仍在“辅佐明君”的旧框架内，能否真正接受“虚君”这一核心前提，尚未可知。而王琨的见解，在现行体制下，最多只能导向对具体官僚制度的改良，距离触及皇权根本，还隔着千山万水。
理想是彼岸朦胧的灯塔，现实却是脚下冰冷的、布满暗礁的汪洋。
李瑾比任何人都清楚，他那套构想，在七世纪的大唐，缺乏几乎所有必要的社会、经济、思想基础。
社会基础：这是一个典型的、等级森严的农业封建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依靠血缘、地缘和严密的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皇权通过庞大的官僚系统直达乡村，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的治理格局。广大农民（甚至包括大多数中小地主和商人）的政治意识，是“纳粮当差，仰望青天”，是“忠君爱国”，是“天子圣明”。他们无法理解，也不需要理解“议会”、“选举”、“权力制衡”这些概念。社会的精英——士大夫阶层，他们的上升渠道是科举，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的权力和地位，直接来源于皇权的授予和认可。让他们去构建一个限制甚至架空皇权的“议会”来自我管理？这无异于让既得利益者自掘坟墓。门阀世家虽在武则天和李瑾的持续打击下式微，但其影响力尤在，他们追求的是家族利益的最大化，是“王与马，共天下”式的与皇权分享，而非创造一个可能威胁所有世家特权的新权力架构。
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的主体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虽有发展（尤其是在“永昌之治”的推动下），但远未达到能够孕育强大市民阶层、产生近代政治诉求的水平。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市的繁荣，并不能代表整个帝国的经济结构。没有强大的、独立的工商业阶层（资产阶级）作为经济后盾和诉求主体，所谓“共和”、“议会”，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海外贸易和分封带来的财富，更多是加强了中央皇权和权贵阶层，而非催生新的社会力量。
思想基础：这是最根本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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