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二十六年，秋。
长安的秋意，总带着几分肃杀与澄澈。天高云淡，北雁南飞，上阳宫中的梧桐叶已染上金黄，在秋风中飒飒作响，偶尔飘落几片，铺在青石阶上，无言诉说着岁月的轮回。
李瑾的身体，如同这深秋的天气，日渐清冷下去。咳疾成了痼疾，虽经名医调治，终是去不了病根。多数时间，他只能在寝殿或暖阁中静养，凭窗看那云卷云舒，叶绿叶黄。朝政早已不过问，就连与狄仁杰、刘仁轨等旧友的闲谈也日渐稀少。他们都老了，各有各的衰疲，相见时更多是沉默的陪伴，或聊些养生之道、儿孙琐事。那些曾经激烈碰撞、又或隐秘传承的思想火花，仿佛被这深秋的凉意与生命的暮气，一同封冻在了记忆的深处，无人再轻易触及。
他完成了所有手稿的整理、伪装、誊抄与封存。那个承载着他最核心、最大胆也最危险思想的玉函，连同几份重要的《思危录》精选抄本，被他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分别安置在了三个绝密之处：一份深埋于上阳宫后苑一处假山腹内的石室，开启机关只有他一人知晓；一份托付给了一位早年对他有救命之恩、现已隐居终南山深处、绝对可靠的老道士，嘱咐其代代单传，非到山崩地裂、文明倾覆之绝境不得示人；最后一份，也是最完整、注释最多的一份，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留下，用油布、蜡封层层包裹，装入一个不起眼的旧樟木箱底部，上面堆满了寻常的佛经、道藏和地理杂记，混在他准备“捐”给长安西明寺藏经阁的一批普通藏书之中。西明寺是皇家寺院，藏书丰富，管理相对严格但并非绝密，且经历代战火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反而比皇宫大些。他赌的，就是这份“普通”能换来长久的“安全”与未来某个时刻被偶然发现的“机缘”。
做完这一切，他感到一种奇特的、近乎虚无的轻松。最大的心愿，或者说，最大的责任，已经了结。剩下的，只有等待——等待生命终章的来临，等待时间对一切的评判，等待那些被深埋的思想种子，在无人知晓的黑暗土壤中，经历漫长岁月的侵蚀与考验，静候或许永不会到来的春天。
他不再焦虑，不再试图说服任何人，甚至不再刻意引导张柬之。当张柬之再次以请教经史为名前来，含蓄地提及某些制度性思考时，李瑾只是微笑着听他讲完，然后缓缓道：“敬之（张柬之字），汝之思虑，已颇有见地。然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候时机，最是要紧。有些事，急不得，亦强求不得。汝年富力强，前程远大，当以实事为要，于可行处着力，于不可行处存思。至于那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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