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为“继承人应具备一定资质”的观念打下基础。另外，可以尝试将“立嫡以长，立子以贤”的原则，以“祖宗家训”或“盛世垂范”的形式加以强调，虽无强制力，但可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和政治惯例。
二、关于重大决策。 设立“咨政院”或“国是会议”太过敏感。但可以强化现有制度中的“廷议”和“封驳”程序。比如，明确凡涉及增减全国赋税、变更重要律令、对外兴兵、重大工程等，必须召开有宰相、六部主要官员、御史大夫、重要州刺史（可轮值入朝）等参加的扩大廷议，充分讨论，各种意见需记录在案（不一定公开，但存档备查）。门下省的封驳权应予以强调和尊重，除非皇帝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并明发中旨，否则被门下省合理封驳的诏令，不应强行下发。这实际上是在不改变最终决定权在皇帝的前提下，增加决策过程的参与度、透明度和制衡因素，减少“一言堂”和“拍脑袋”决策的风险。
三、关于民生与吏治。 直接规定“民权”条文过于超前。但可以从“完善监察与申诉渠道”入手。比如，强化御史台和各地巡察使的职能，不仅监察官员贪腐，也关注地方“冤滞”（司法不公、案件积压）和“疾苦”（赋役过重、民生困顿）。建立更规范、更畅通的民间申诉渠道，允许百姓在确有冤情、地方官府不予受理或处理不公时，可赴州、道甚至中央的特定衙门（如登闻鼓院、匦使院）投递状纸，并规定此类申诉必须限期查实回复，不得无故扣押或拖延。这虽不能保证正义总能得到伸张，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对地方官吏形成一定威慑，也为底层民众保留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同时，可推动将一些保护基本民生的原则，如“荒年减赋”、“役不过三日”（理想化，但可作为倡导目标）、“狱讼需明”等，写入地方官的“考课之法”（政绩考核标准），引导官员注意这些方面。
四、关于法律与司法。 推动对《永徽律疏》进行系统性整理和适度补充，重点是细化条款，减少模糊空间，统一司法解释。尤其针对财产纠纷、田宅买卖、债务契约等民间高频诉讼，制定更清晰、更具操作性的细则，减少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间。这看似是技术性工作，实则能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微弱推进。 同时，可倡导“死刑复核制度化”，规定所有死刑判决，必须报刑部复审，重大或疑难案件需上呈皇帝最终勾决，减少地方滥杀。
五、关于信息与知识。 在不过度刺激敏感神经的前提下，可以尝试扩大“翰林院”或类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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