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精神应对。
一位来自河南道的乡绅代表，则指着“河工水利”一项下的某个具体堤防修缮预算，疑惑道：“此段黄河堤防，去岁方大修过，耗银巨万，何以今岁又列巨额款项？据老夫所知，该处堤防去岁工程颇为坚固，今岁并无大汛预警，此款用途……是否可再核实？或移用于本地更为急迫的灌溉沟渠修缮？”
问题五花八门，有的切中要害，让户部官员暗暗叫苦，不得不承认某些预计确实过于理想化，某些款项的估算依据不足；有的则略显外行，但背后反映的民生关切却不容忽视；还有的纯属意气之争，如某位年轻气盛的太学生，主张大幅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全面增加教育、济贫投入，被度支郎中委婉地以“度支需平衡，百业待兴”为由挡回。
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关于是否增加“格物院”及各地官办“劝工场”、“劝农所”经费的议题。以学者和部分有见识的商贾、匠人为代表的咨政员，力陈这些机构于“强国富民”有长远之利，应加大投入；而以部分勋贵和保守官员为代表的咨政员，则认为这些是“奇技淫巧”，耗费大量钱粮却见效缓慢，不如用于边防或赈济。
王元宝在此事上异常积极，他结合自家生意，大谈新式织机、水运工具带来的效率提升和利润增长，力证“格物”并非虚耗。他的言论得到了一些同样感受到技术革新好处的商贾、匠人代表的附和。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狄仁杰没有轻易打断这些争论，只是在一旁静静倾听，偶尔在关键处插言，引导双方回到预算本身的具体影响上。他心中清楚，这种涉及发展理念的争论，短期内难有定论，但其呈现本身，就很有价值。它让朝廷知道，在如何花钱的问题上，除了传统的“军国大事”，还有一种声音在呼吁关注“长远之利”和“技艺创新”。
经过近十日的激烈讨论（中间因争议过大，还休会了两日让各方整理意见），咨政院最终形成了一份长达数十页、包含数百条具体意见和数条综合性建议的“条陈”。条陈并非一致决议，而是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了各方的主要观点、争议焦点，并在最后，就几个争议最大的问题，尝试提出了折中性建议，例如：茶税预计建议调低，并附上商贾代表提供的市场分析；河工款项建议部分复核，并优先保障有明确险情的地段；宫廷用度建议公开承诺“力行节俭”，但具体裁减幅度可由内廷自定；军费开支建议在保障总额前提下，由兵部、户部会同审计，核查空额，优化结构；格物院等机构经费，建议“适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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