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低下，令人扼腕。一个相对简单的漕运税率调整，争论数日未有结果。而更多涉及面广、利害纠葛深的议题，如“是否放宽对民间开矿的禁令”、“如何处置边境淤滞的互市”、“地方常平仓籴粜细则”等，更是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拖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会议往往从早晨开到午后，除了制造一堆噪音和消耗大量茶水点心，几乎难以达成任何有建设性的共识。呈报上去的条陈，要么是相互矛盾的观点罗列，要么是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的敷衍之语，让政事堂诸公看得眉头紧锁，徒叹奈何。
比议事混乱更甚的，是咨政员群体内部及其与外界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由此滋生的“争权夺利”之象。
咨政员虽无实权，但“能够面陈圣听”、“可议论国事”的名头，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很快，各色人等便开始打起了主意。
首先是在咨政员遴选中，钻营请托之风渐起。最初的五十人，大多是狄仁杰、宋璟等人亲自把关，从各地、各业中挑选的“德望”或“明时务”者。但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个位置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一些地方豪强、富商巨贾，开始想方设法要将自己或代理人塞进去。他们或走通朝中门路，或贿赂负责推举的地方官员，或利用同乡、同年的关系网络，试图影响下一次咨政员的递补和轮换。勋贵集团中，也出现了分化，有些开明者认真履职，有些则将此视为维护家族特权的又一个阵地，或干脆派些不学无术的子侄来“镀金”，会上要么一言不发，要么胡搅蛮缠。
更有甚者，一些咨政员开始利用这个身份，为自己或背后势力牟利。那位来自河北的致仕官员，在几次关于河北灾后重建款项使用的议事中，不遗余力地为家乡争取，甚至不惜夸大灾情，贬低其他地区的需求，其偏袒之心，昭然若揭。有商贾代表，在议论市舶司条例时，暗中为自己经营的货物品类争取更低的税率，被精于算账的王元宝当场以数据戳穿，闹得灰头土脸。还有个别咨政员，将院内讨论的、本不该外泄的议题或观点，透露给相关利益方，甚至以此收受好处，为人“发声”。虽然尚未有确凿证据，但风言风语已然在洛阳官场和市井间流传。
咨政院内部也开始出现派系分野的苗头。最初的“勋贵”、“官员”、“学者”、“士绅工商”四大类划分，在实际运行中很快被更具体的利益纽带所打破。漕运利益相关的咨政员（无论出身），会在漕运议题上抱团；与边境贸易相关的，会在互市议题上形成默契；出身江南的，往往在涉及江南的议题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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