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十六年的春天，洛阳城外的柳絮开始飘飞，而皇城东南隅的咨政院议事堂，在经历了近两年的喧嚣、混乱、磨合与初步规范后，似乎也渐渐寻到了一种粗糙而脆弱的节奏。它依然远非一个成熟的议政机构，更像一个在严格家法约束下，勉强学习“坐而论道”的稚童，步履蹒跚，时常跌撞，但毕竟，开始学着用某种特定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新颁行的《咨政院规要》如同初绷的琴弦，将原本嘈杂刺耳的噪音，约束成了一套虽然生涩、偶有杂音，但大体有了调门的曲目。议事有了议程，发言有了时限，辩论有了范围。那些试图以音量、身份或诡辩取胜的咨政员，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得逞。醒木的敲击、书记官一丝不苟的记录、会议纪要的公开传阅，以及狄仁杰等人时而温和、时而严厉的主持，都构成了无形的压力，迫使参与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议题本身，放在论据的构建和表达的逻辑上。
漕粮“折色”改革议题的初步处理，像一枚投入湖面的石子，其涟漪虽不剧烈，却悄然改变着一些东西。朝廷最终出台的折中方案，虽然只部分采纳了咨政院条陈中的建议，并且是经过政事堂和户部反复斟酌、调整的结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咨政院的争论、专议房的研究、条陈中那些详实的数据和利弊分析，确确实实被摆在了决策者的案头，成为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且，朝廷在批复中，罕见地、虽然措辞谨慎地提到了“咨政院条陈所虑甚周”、“所呈甲乙二案各有短长”等语。这对许多咨政员而言，是莫大的鼓舞——他们的声音，真的被听见了，甚至被慎重考虑了。
然而，稚嫩与局限无处不在，且触目可及。
咨政员的素质依然参差不齐。虽然有王元宝这般见识卓著、能于纷争中寻找平衡点的干才，也有部分德高望重、持论公允的退休官员和学者，但亦不乏滥竽充数之辈。一位靠着家族余荫混入“勋贵”代表的年轻纨绔，在讨论边境互市货物税则时，竟能昏昏睡去，被点名发言时，语无伦次，闹出笑话。一位来自偏远州县的乡绅代表，忠心可嘉，然见识有限，每每发言，不离本乡本里那点田亩、沟渠之事，对稍宏观的议题便茫然无措，或只能重复“朝廷恩典”、“陛下圣明”之类的套话。他们的存在，时常让严肃的讨论变得尴尬，也让一些有识之士私下摇头叹息。
议题的设定与范围，更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咨政院无权主动提出议题，只能就政事堂、各部或皇帝下发的议题进行讨论。这些议题，大多是经过筛选的、相对具体（甚至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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