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为官方主要尊奉，但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均可合法传教，只要不触及“谋逆”底线。各种宗教在竞争与交流中，也出现了有趣的融合现象。例如，在敦煌、龟兹等地，出现了带有明显佛教艺术风格的景教壁画；在长安，有道士研究摩尼教的光明学说；而在新安西城，被改建为佛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圣母像的面容似乎也带上了几分东方的慈悲韵味。这种宗教上的宽容与混杂，固然有时引发冲突，但总体上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为思想交流创造了空间。
艺术与生活方式：胡旋舞、胡腾舞早已风靡长安宫廷和市井，而唐乐、唐舞、唐服也深刻影响了从新罗到波斯的社会风尚。来自波斯的马球运动，成为从皇帝到贵族子弟最热衷的竞技。大唐的瓷器、丝绸纹样，吸收了阿拉伯的几何图案和印度的佛教元素，形成了新的“唐-胡”风格。而外来文化也深深浸润唐人生活，胡床、胡椅早已普及，胡饼、胡麻、葡萄酒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绘画、雕塑、建筑，无不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融合气象，既保有唐文化的雍容气度，又吸纳了各文明的精华，显得更加绚烂多彩、自信开放。
“大同”的阴影与代价
然而，这绝非一个没有阴影的乌托邦。“大唐治世”下的融合，伴随着血腥的征服、文化压制、经济剥削和人口流动的辛酸。殖民据点与原住民的冲突时有发生；强制的文化同化（如要求藩属国贵族子弟入长安“宿卫”实为质子和接受教育）引发过抵抗；遥远边疆的驻军和官吏难免有贪暴之行；维系如此庞大帝国的行政成本、军事开支极其高昂，国内的赋税、劳役压力依然沉重，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等问题并未因盛世而消失，只是在全球掠夺的红利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压制下，尚未总爆发。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除了产生璀璨的火花，也带来误解、歧视和冲突。长安的繁华之下，也有异乡人的血泪和底层民众的**。
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公元9世纪，这颗星球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文明，像大唐这样，将其政治影响力、军事投射力、经济辐射力、文化吸引力，扩展到如此广阔的区域，将如此众多、差异巨大的民族和地区，以如此深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虽然“世界大同”仍是遥远的理想，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覆盖旧大陆主要文明区的、相对有序的交流网络被初步建立起来。货物、人员、知识、技术、思想、信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流动、碰撞、融合。
站在新安西城的“新望楼”上，极目远眺，博斯普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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