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恢弘格局？后世史家，或拘于儒家伦常，苛责天后以女临朝；或囿于传统义利之辨，讥讽贞公重法尚利。殊不知，时移世易，法亦当变。若无当年雷霆手段，革故鼎新，恐我大唐早如前隋，二世而斩，岂有后来之绵长国祚、远迈汉周之盛？”
柳宗元言辞犀利，引经据典，又辅以详实的经济数据、人口增长、疆域变迁图表，力证李武时代改革带来的长远红利。不少年轻学者频频点头。
“柳著作高论，然则未免过于乐观，只见其利，未察其弊。”一个沉稳而略带讥诮的声音响起。起身反驳的是“礼制派”大儒，国子监司业孔纬。此派强调儒家传统伦理、礼乐教化与祖宗成法，对李武时期的一些“激进”变革始终抱有疑虑。“破旧立新，固然需有担当。然则，破而后，是否立得稳、立得正？《盛世宪章》固然限制了君权，然则相权坐大、文官集团尾大不掉，以致后来藩镇之祸虽平，朝堂党争却愈演愈烈，此非分权过甚、制衡失序之弊乎？天后开女主先河，固然彰显女子才智，然则牝鸡司晨，终非正道。武周代唐，虽复归李氏，然此例一开，后世后宫、外戚、权宦，乃至悍将权臣，谁不可效‘天命所归’故事，觊觎神器？此实为后世政局不稳埋下隐忧。贞公重法、重利、重格物，固是强国之需。然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过分强调功利、技术，致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商贾地位日隆，而农本渐轻，士人汲汲于实务、算计，圣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反被忽视。今日我朝，物质丰盈，技术精进，疆域万里，然则道德人心，比之三代，比之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时，果真更为淳厚乎？此乃舍本逐末，遗患深远！”
孔纬的批评，直指李武改革可能带来的制度隐患、伦理冲击和文化偏移，代表了传统保守势力长久以来的忧虑。他的话也引起了一些年长学者的共鸣。
“孔司业所虑，不无道理，然窃以为，有失偏颇。”这次起身的是一位气质温润但目光坚定的女史官，昭文馆校书郎上官婉儿（亦为同名架空人物）。她是“新史学”中注重社会史、性别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论政制，天后与贞公所立框架，虽有瑕疵，然大体保障了三百年来政局之基本稳定。‘安史之乱’、‘元和革新’乃至近世之变，皆在此框架内动荡、调适，而未致天下分崩离析，此制度之韧性，可见一斑。天后以女子称帝，固有违传统，然其意义，在于打破‘性别即天命’之桎梏，证明了治国理政之能，不在男女，而在才德。自此，女子入学、为官、经商乃至参与公务者，代不乏人，虽未臻平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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