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房间的灯一直亮到凌晨。
秦云枯坐在椅子上，目光在桌面上两样东西之间来回移动——左边，是那部刚刚传来李想车祸噩耗、屏幕已经暗下去的老式手机；右边，是那台插着神秘U盘、此刻安静得像一块黑色墓碑的笔记本电脑。
李想生死未卜，证据可能尽毁。而一个未知来源的信息，却指引他走向一个可能藏有终极证据、但也几乎是绝境的地方。
那个经过变声处理的电子音，每一个字都像冰锥，反复凿刻着他的神经：“……张振国在省城西山别墅的个人书房保险柜……本周五下午赴京开会……唯一窗口……风险极高……”
今天已经是周四深夜。窗口期，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
他一遍遍回放录音，试图从冰冷的电子音里分辨出任何一丝可以追溯的线索。是敌是友？是陷阱还是真正的援手？如果是陷阱，目的是什么？直接抓捕他？如果是援手，对方是谁？罗建国安排的另一步暗棋？还是……当年勘探队的某个幸存者，甚至是***留下的另一重保险？
理性在疯狂报警。这太像陷阱了。对方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甚至知道他拿到了***的笔记，急需更确凿的证据。用一份无法拒绝的“大礼”，将他诱入一个私人领地，然后以“非法侵入”、“企图盗窃机密”甚至更严重的罪名当场拿下。届时，他之前所有的调查、所有的指控，都会因为这次“违法行为”而变得可疑，甚至被全盘推翻。张振国可以轻松地将一个“窃贼”的供词定义为诬陷。
可万一……万一是真的呢？
1992年那份绝密项目的原始批复和结项报告，是直接连接张振国与当年的事件最短导线，是能将所有旁证串成铁链的最后那枚锁扣。没有它，现有的证据网就可能被对方强大的辩护团队和关系网撕开缺口。李伟可以推说不知情，陈志强可以咬定是商业行为，张振国更可以完全撇清——毕竟，二十五年前他只是一个办公室主任，完全可以说自己只是经办人，不了解内情。
那份“纸”，是定罪的钥匙。
手机屏幕突然又亮了，一个本地的陌生号码。秦云心脏一缩，缓缓拿起。
“喂？”是罗建国疲惫而沙哑的声音，用的是另一个号码。
“罗组长！李想他……”
“搜救队还在找，悬崖太深，晚上作业困难。”罗建国声音沉重，“车体严重变形，找到了部分散落的文件袋，但里面……是空的，或者被烧毁了。”
秦云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