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也更加冰冷的围城。
那里比拼的，从来不是谁的电泳条带更清晰，谁的论文数据更严谨，谁的实验设计更巧妙。
那里比拼的，是谁在酒桌上更能让领导开怀；
是谁在领导父亲住院时守夜更勤；
是谁的家世背景能在关键时刻，让处长在项目分配、职称评定时，不经意地投来关切的一瞥。
她引以为傲的专业知识，她通宵达旦做出的实验数据，最终都成了别人履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她曾呕心沥血完成的一项关于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课题，论文的第一作者，赫然变成了处长的外甥，那个连PCR原理都说不清楚的年轻人。
她据理力争，换来的只是领导拍拍她的肩膀，语重心长：
“小苏啊，你还年轻，要着眼大局，要懂得奉献。处长为了这个项目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的嘛……以后机会还多的是。”
以后？她还有多少个以后？
十年！她在那个位置上兢兢业业干了十年！
看着同期进来，能力远不如她，却更会“来事儿”的同事，一个个成了她的上级。
而她，依旧是个“苏工”，一个听起来技术性很强，实则毫无话语权的基层“老黄牛”。
微薄的薪水，在飞涨的房价面前像个笑话。
研究所的“稳定”，在现实的重压下薄如蝉翼。
生活更是四面楚歌。
母亲打来的电话，开头永远是嘘寒问暖，结尾永远是：“苏漾，你弟弟那边……首付还差点。你读了这么多年书，总比他有办法。”
她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一笔笔汇回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
弟弟的婚房、彩礼、婚礼……
每一次，母亲的声音都带着哭腔：“你是姐姐，又是博士，你不帮他谁帮他？咱们家就指望你了。”
可她自己呢？
三十八岁，住在研究所陈旧狭小的宿舍里，用着学生时代的水杯。
相亲市场上，她“女博士”的头衔初时能引来些许好奇，但当她坦诚那点薪水和家庭负担后，对面的目光总会迅速冷却。
最后一次相亲，对方是个小企业主，目光像评估货品一样扫过她全身，最后落在她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笑了笑：
“苏博士，听说你们搞研究的，都很清高？不过过日子嘛，还是要实在点。我这个人直接，你婚后，还继续贴补娘家吗？我听说……你还有个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