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四十五分，上海北站。
月台上挤满了人。穿长衫的商人，拎藤箱的学生，抱着孩子的妇人，还有挑着担子的小贩，在人群里灵活地钻来钻去，吆喝着“五香茶叶蛋”“桂花赤豆糕”。蒸汽机车的汽笛声尖锐地撕开晨雾，白汽从车头喷涌而出，在清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翻滚的云。
清辞裹紧身上的素色旗袍，外面套了件深灰色的开司米开衫——是陈老太太翻箱底找出来的，说是她年轻时穿的，现在瘦了，穿不上了。开衫有点大，但很暖和，带着樟脑丸和岁月沉淀的气味。
她手里捏着两张硬纸车票。上海到苏州，三等车厢，上午七点二十分发车。票是李浩天没亮时去买的，回来时还带了热腾腾的粢饭团和豆浆。
“趁热吃。”他把油纸包塞给她，“车上要坐两个多小时。”
清辞小口吃着粢饭，目光扫过月台上的人群。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她的神经绷得很紧。经历了昨晚十六铺码头那一幕，她看谁都像带着目的，谁都可能是金鳞的眼线。
李浩靠在她旁边的廊柱上，压低帽檐，假装看报纸。他换了身装扮——深蓝色的工装裤，洗得发白的衬衫，外面罩了件半旧的帆布夹克，像个去苏州找活干的工人。脸上还贴了道假刀疤，是早上用胶水和颜料临时弄的，在晨光下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人来了。”他忽然低声说，报纸没动，但眼睛从帽檐下扫向月台入口。
清辞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三个男人走进月台。都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戴同款的黑色礼帽，手里拎着公文包。走路时步伐整齐，眼睛警惕地扫视四周，视线在人群中的年轻女性脸上停留的时间，明显比其他人长。
是金鳞的人。或者，是警察厅的。
他们停在了七号车厢门口——正是清辞和李浩要乘坐的那节车厢。其中一个掏出怀表看了看，又和同伴低声交谈几句，然后分散开，一个守在车厢门口，另外两个往月台两头走去，像是在巡视。
“冲我们来的？”清辞的心提了起来。
“不一定。”李浩说，但声音很沉，“但小心为上。等会儿上车，我们分开走。你从车尾上，我从车头。车厢里碰头。”
“如果他们查票……”
“票在你这儿，你先进。我自有办法。”李浩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油纸团成一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记住，如果情况不对，别管我，你自己走。到苏州后，去平江路的‘听雨茶楼’，找个靠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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