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在我们中心，类似病例的五年存活率是85%。”他说，“但我要诚实地告诉您，即使手术成功，孩子未来的生活质量会受影响。不能剧烈运动，需要终身服药和定期复查，而且……预期寿命可能比常人短。”
85%。
比陈医生说的“存活率不高”，具体了很多。
“这种方案，需要去美国做吗？”
“前两次手术需要，第三次可以在有经验的亚洲中心完成。”Miller医生说，“但孕期监控和分娩最好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有最完善的多学科团队，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
“费用呢？”
“全部流程，包括您在美国期间的生活和医疗，大约需要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美元。”他顿了顿，“陆先生说费用不是问题，但我想您有权知道数字。”
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美元。
陆司琛说得轻描淡写，但这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我需要考虑。”我重复着今天说过无数次的话。
“当然。”Miller医生很理解，“我建议您和您的家人充分讨论。但请记住，如果您选择这个方案，我们需要在四周内开始准备。这是时间窗口。”
挂断电话后，我再也睡不着。
我打开电脑，搜索“单心室修复路径”。医学论文、患者论坛、幸存者博客……我看了三个小时，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
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痛苦。
看到那些术后孩子天真烂漫的笑容，也看到父母深夜在论坛上倾诉的焦虑和恐惧。
清晨六点，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陆司琛。
“Miller医生联系你了？”他问。
“嗯。”
“你怎么想？”
我没回答，反问：“你为什么会想到联系他？你不是应该劝我放弃吗？那才是最理性、最经济的选择。”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长到我以为他挂了。
“因为昨晚我做了一个梦。”陆司琛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话，“我梦见很多年前，沈念离开我的那天。她哭着说‘陆司琛，你永远不懂什么是失去’。”
他顿了顿：“现在我想，我可能开始懂了。”
“所以这是为了沈念？”
“不。”他说得很坚定，“是为了你，为了孩子，为了……那个可能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