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巧的是……”他顿了顿，目光紧锁苏轼，“据王府下人指认，九月初七夜宴，学士离席更衣时，腰间所佩，似乎就是这样一把形制的匕首。”
苏轼脑中“嗡”的一声。匕首？他从不喜佩戴利器，更遑论赴宴之时！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绝无此事！”苏轼断然否认，“苏某赴宴，从不携刃。王府下人众多，大人可逐一询问，看可有一人能确凿指认苏某佩戴此物？此等栽赃陷害，未免太过拙劣！”
“是不是栽赃，尚待查证。”李侍御史冷冷道，“但匕首上的血迹，与王岩之特征、与学士侍妾之关联、与学士当夜行踪之疑点，诸多巧合叠加，便不再是巧合。苏学士，你昨夜在王府竹林，究竟见了谁？谈了什么？为何事后毫无记忆？你若心中无鬼，何不坦诚相告？或许那与你密会之人，才是真凶，你不过是被其利用或胁迫。”
他们终于问到了竹林密会。章惇的“目击”，显然已经被他们掌握，并成为了攻讦的利器。此刻若说出那右手微蜷的陌生男子，无异于承认自己与可能正是焦尸的“王岩”或“郑荣”私下会面，更加说不清。若不说，则显得心虚，隐瞒重大情节。
两难之境。
苏轼沉默片刻，抬眼看向程颐，又看了看李、张二人，缓缓道：“李大人，张大人，程夫子。苏某为官数十载，虽不敢称毫无瑕疵，但自问上对得起君王，下对得起黎民，心中无愧于天地。司马公乃苏某恩师挚友，苏某敬之重之，岂会在他故后旧邸行凶作恶，玷污其清名？此案疑点重重，凶器来历不明，所谓人证供词来源暧昧，更有宵小之辈，趁机散布流言，罗织罪名，其意非在苏某一人，而在扰乱朝纲，打击正人！诸位皆是朝廷股肱，受命查案，当明察秋毫，辨明忠奸，岂能听信一面之词，为奸人所用，使亲者痛，仇者快？”
他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带着一股凛然正气和久居上位者的威仪，竟让李、张二人一时语塞。
程颐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光，终于再次开口，语气却缓和了些：“子瞻所言，不无道理。然国法如山，人命关天，既有疑点，便须查清。你既言无愧，更当配合调查，以证清白。你且说说，对于王岩失踪、凶器出现、以及你自身记忆空白之事，作何解释？可有任何人证物证，能证明你当夜归家后，确实一步未离，更未再赴司马公旧邸？”
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王朝云的证词已经动摇，小坡的证词充满疑点且可能不利，那件蓝袍更不能见光。苏轼发现自己竟然陷入了自证清白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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