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没打下来，撤了。
刘德贵来电嘉奖：“王营长英勇善战，守住要地，记大功一次，赏大洋一千。”
钱，泽喜分给了弟兄们。功，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守住了，没人死。
这就够了。
可这仗，没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襄樊战役打响了。
这次不一样，共产 党的主力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配了重炮，要强攻店子上。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泽喜的第三营，三百多人，打得只剩八十几个。弹药打光了，粮食吃完了，援军没来。
“营长，师部急电！”传令兵冲进来，“援军受阻，你部相机突围，向武汉方向集结。”
相机突围。泽喜看着电报，笑了。突围？往哪突？
“让弟兄们集合。”他说。
八十多个人，站在阵地上。一个个衣裳破烂，眼神木然。
“弟兄们，”泽喜开口，“师部命令，突围，往武汉撤。愿意跟我走的，走。不愿意的，把枪放下，换老百姓衣服，自己想办法回家。”
没人说话。良久，一个老兵开口：“营长，我家在襄阳城里，我娘还在……”
“想回家的，现在就走。”泽喜说。
走了二十几个。剩下的六十来人，跟着泽喜，从后山小路撤退。
撤退的路，比打仗还难。
共产 党的搜索队就在附近，枪声时远时近。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钻山林，过野地。饿了，挖野菜，抓田鼠。渴了，喝沟里的脏水。
走了十几天，到武汉。武汉已经乱了，满街都是溃兵，伤兵，逃难的老百姓。
泽喜带着五十几个人——路上又死了几个，走散几个——找到保安团在武汉的办事处。办事处的头儿姓钱，是个胖子，很热情。
“王营长，辛苦了！刘团长交代过了，你们一到，马上安排去台湾。船票都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就走。”
“刘团长呢？”
“刘团长昨天坐飞机先走了。”钱胖子压低声音，“现在局势紧张，能走的都赶紧走。你们是功臣，守洪山头有功，上峰特意交代，要好好安置。”
泽喜没说话。他看着办事处墙上那张中国地图，台湾在那么远的地方，隔着一片海。
“愿意去台湾的，跟我走。不愿意的，现在可以走。”他对那五十几个兄弟说。
没人动。
“行，那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