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干涸。几个面黄肌瘦的孩童，光着身子，茫然地坐在尘土里。
一队穿着号褂、拖着“勇”字的清兵，在一个尖嘴猴腮的师爷带领下，凶神恶煞地闯进村里。师爷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册子，扯着嗓子喊：“县尊老爷有令！庚子赔款，分摊到户！按田亩、丁口计征！限期三日，缴清‘洋捐’！逾期不交，枷号示众，田产充公！”
村民们闻声，从破败的茅屋里钻出来，脸上写满了恐惧与绝望。一个老汉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老爷！行行好！去年大旱，颗粒无收，今年开春又闹蝗虫……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哪还有钱交捐啊！”
“没钱？”师爷三角眼一瞪，“那就拿粮食顶！拿牲口顶！再不行，拿人顶！去修铁路、挖矿山，给洋人干活抵债！”
几个兵丁如狼似虎地冲进几户看起来稍好的人家，不顾妇孺哭嚎，抢出仅存的几袋糠麸、一只瘦骨嶙峋的母鸡。反抗的男主人被枪托砸倒，头破血流。
“老天爷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一个老妪捶胸顿足，“朝廷打不过洋人，割地赔款，凭什么让我们老百姓来填这无底洞啊！”
类似的场景，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的中国北方数省，每天都在上演。四亿五千万两的巨额赔款，像一座大山，被清廷层层分解，最终压在最底层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身上。原有的田赋、厘金已经不堪重负，再加上各种名目的“洋捐”、“新政捐”、“练兵捐”……民生疾苦，达到了顶点。
莱州城外的义冢，新坟每天都在增加。饿死的、病死的、被逼自尽的……无人收殓的尸骨，被野狗拖曳。
而在莱州城内一处僻静的客栈里，几个年轻人正围着一盏油灯，低声而激烈地交谈着。他们有的是本地的落魄秀才，有的是从省城回来的新式学堂学生，还有两个是走南闯北的商贩。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个叫赵声的年轻人，面容清瘦，眼神却如火焰，“朝廷已是洋人朝廷，官吏尽是虎狼之吏！他们把咱们中国人的血，一滴滴榨干了去喂洋人！看看外面的百姓，都快成人干了！”
“可是……能怎么办？”另一个年轻人声音沮丧，“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哪个成了？还不是血流成河，百姓更苦。”
“此一时，彼一时！”赵声压低声音，“我前些日子去天津，见到一些从日本、上海回来的志士。他们说，西方有‘民主’、‘共和’之说，国家非一人一姓之私产，乃全民之公器！要救国，非得唤醒民众，推翻这腐朽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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