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这边第十七窟的测绘还差东壁下部！” 一个助手气喘吁吁地跑来喊道。
“知道了！让徽因先拍完第五窟这组飞天，我们马上过去！” 梁思成头也不回地答道，笔尖在硫酸纸上飞快移动。他知道，这些历经一千五百多年风雨的北魏艺术瑰宝，在现代化战争的炮火面前无比脆弱。一次轰炸，就可能让千年艺术结晶化为齑粉。他们现在做的每一笔记录、每一张照片，都可能是这些国宝留给世界的最后“容貌”。
工作间隙，林徽因靠在阴凉的石壁下，匆匆啃着干粮，翻看已经完成的记录册。册子里不仅有精确的尺寸数据、结构图样，还有他们对雕塑风格、开凿年代、艺术源流（融合了犍陀罗艺术与中原传统）的初步研究笔记。“这些造像，这种气度，只有在民族精神高昂、文化自信强大的时代才能诞生。”她轻声对身边的年轻助手说，“我们现在记录它们，不仅仅是为了留下建筑资料，更是要留住这种精神。万一……万一有什么不测，后人至少还能通过这些图纸和照片，知道我们祖先曾经创造出何等伟大的东西，知道我们这个民族，血脉里流淌着怎样的审美与创造力。”
年轻助手重重点头，眼眶有些发红。他明白，先生们从事的，是一项悲壮而伟大的事业——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下，为文明留存火种。
入夜，在简陋的工棚里，借着马灯的微光，梁思成整理着白天拍摄的底片。林徽因则伏案疾书，补充着考察日记：“……第十九窟主佛面容慈悲庄严，衣纹流畅如出水，然其右臂已有早年地震裂痕，亟需加固，而今战乱将至，安得善工？思之怅然。吾辈今日所为，虽如螳臂当车，然文化之脉，存亡继绝，匹夫有责。只愿他日山河重光，后人能据此鳞爪，复原旧观，则吾辈心血不虚。”
他们的工作远不止云冈。在战争全面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以中国营造学社为核心，一批中国学者和建筑师，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对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五台山佛光寺、应县木塔等无数重要的古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的调查、测绘和记录。他们常常在地方乡绅的帮助下，躲过土匪和散兵游勇，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用最专业的素养和最炽热的爱国心，为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遗产建立了一份尽可能完整的“病危档案”。
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序言中写道：“……抗战军兴，经费涸竭，同人散处四方，然此项工作未尝一日或辍。盖吾人深知，此不仅为学术之研究，实亦为民族文化遗产之抢救。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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