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回线】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甘肃敦煌，莫高窟。
伯希和离开后不久，又一个身影出现在了王圆箓道士面前。此人中等身材，穿着半中半西的便装，自称是来自日本的“佛学研究者”，名叫橘瑞超。他比斯坦因和伯希和更年轻，态度也显得更加谦恭有礼，汉语说得相当流利。
橘瑞超并没有像前两位那样，一开始就直奔藏经洞。他花了更多时间与王道士攀谈，谈论佛理，赞叹莫高窟艺术的伟大，并慷慨地布施银钱，资助洞窟清沙。他声称自己所属的“大谷光瑞探险队”，纯粹是为了学术研究，旨在“探明佛教东传之路，促进东西方文明理解”。
他的耐心和“虔诚”逐渐打消了王道士的戒心。在获得了进入藏经洞的许可后，橘瑞超的“研究”方式却显示出不同的侧重点。他当然也挑选了大量汉文、藏文、回鹘文的佛经写卷，但相比伯希和，他似乎对非佛教的文献、特别是那些带有图表、星象、医药、乃至疑似“术数”内容的残片更感兴趣。他还会仔细查看一些破损的雕塑碎片、壁画残块，以及洞窟中发现的零碎器物，询问它们的出土位置和状况。
一次，在清理一个坍塌的小型耳洞时，民工挖出了几块非金非石、沉重冰凉、表面有灼烧痕迹和难以辨认扭曲纹路的黑色金属块，以及一些混杂在泥土里的、刻有古怪符号的骨片。王道士觉得这些是“不祥之物”或“无用垃圾”，本想让人扔掉。橘瑞超却如获至宝，仔细询问发现过程，并请求将这些“可能具有古老宗教意义”的物品也“请”走研究，为此又额外付了一笔钱。
王道士虽然觉得这个日本人对这些“破烂”的兴趣有些奇怪，但在银元的份上，也没有深究。他只关心能换到多少钱来修缮他的道观。于是，又一批文物，包括那些“怪异”的金属块和骨片，被橘瑞超装箱带走，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路途。
橘瑞超的背后，是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这支探险队带有更复杂的背景：既有宗教团体支持，也有新兴帝国学术扩张的野心，甚至可能隐含着为日本殖民政策服务的“学术调查”性质。他们对西域的考察，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搜集的物品也更为庞杂，不仅限于文书，还包括大量考古实物、民族学标本，甚至人体测量数据。其对那些“非典型”文物的兴趣，或许掺杂了更广泛的“知识搜集”欲望，乃至对“超常”或“古老秘辛”的隐约探寻。
王道士不会知道，这个看似谦和的年轻日本人，所属的探险队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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