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步走到向达桌旁，用流利但带着口音的汉语低声问道：“向先生，还在工作？今天似乎格外寒冷。”
向达连忙起身，微微鞠躬：“伯希和先生。是的，这份题记涉及张议潮，我想尽可能准确记录下来。”
伯希和点点头，拿起向达已经完成的部分摹本看了看，赞叹道：“笔法严谨，一丝不苟。向先生的功力，令人钦佩。”他顿了顿，仿佛不经意地问，“这些题记、名目，对于贵国学者研究敦煌，想必很有帮助吧？”
向达心中一紧，坦然道：“是的，先生。国内资料匮乏，贵馆所藏，是研究敦煌必不可缺的基石。我等远渡重洋，正是为了将这些珍贵的材料抄录回去，弥补国内学术之缺憾。”
伯希和沉默了片刻，手指轻轻拂过那卷古老的写本边缘。他的目光有些悠远，缓缓说道：“当年在敦煌，王道士……他并不真正懂得这些卷子的价值。我用银元换取它们，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一种……不那么光彩的交易。”他看向向达，眼神坦诚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辩护，“但我始终认为，将这些濒临毁损的文献带到巴黎，给予它们最好的保护，让像您这样的优秀学者能够研究它们，揭示其蕴含的历史与智慧，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文明的挽救。知识，终究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吗？”
向达感到喉咙有些发干。他知道，伯希和的话，代表了当时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许多西方学者和收藏家内心真诚的自我辩护——一种将“保护”与“研究”置于“归属”与“道义”之上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掠夺行为被淡化为“拯救”，文化主体的权利被“学术公益”所覆盖。
他深吸一口气，迎向伯希和的目光，语气恭敬却坚定：“伯希和先生对这批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功不可没，中国学者深表感谢。知识的传播与共享，确是全人类之福。”他话锋一转，声音虽轻，却字字清晰，“然而，先生，这些文字、这些图像、这些千年前先辈的信仰与生活痕迹，它们首先是中国人的记忆，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们被带离故土，在异国的图书馆里被研究、被诠释，固然产生了宝贵的学术成果，但对我们而言，这始终伴随着一种……记忆被剥离、解释权被让渡的伤痛。我们今日在此抄录，固然是为了学术，但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渴望，有朝一日，这些文明的游子，能够带着它们在巴黎获得的新知，回到它们诞生的地方，重新成为我们完整历史叙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时的研究与共享，或许才是真正平等、真正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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