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一份文件：“例如，这是日军‘北支那方面军’下属特种情报机关‘青木机关’发出的指令副本，要求各部‘留意搜集’中国的‘古籍、字画、铜器、玉器，特别是与‘支那’历史、地理、资源相关之图书资料’，并指定了向本土运送的渠道。这清楚地表明，掠夺文化财产，是其削弱中国民族精神、服务其长期统治野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辩护律师团立刻有人站起来反对：“法官阁下！辩方反对！这些所谓‘文化财产’的转移，很多是在战争混乱环境下发生的，难以区分是军队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也无法证明所有物品均属非法掠夺。有些可能是在当地征用或购买……”
倪征燠毫不退让，他早已预料到此类辩驳：“辩方律师试图混淆视听！战争状态下的‘征用’，需符合国际法规定，且应有适当补偿记录，而我方证据显示，大量掠夺是伴随着屠杀、焚烧和恐吓进行的赤裸裸的抢劫。至于‘购买’，”他举起几张照片，上面是战乱中衣衫褴褛的中国百姓和堆满街角的杂物，“在刺刀和饥荒面前，以极不对等的代价迫使人民出售祖传珍宝，这与抢劫何异？更何况，许多被劫物品，如故宫南迁文物精华、各大学图书馆珍藏、私家数代累积的收藏，根本不存在‘购买’的可能性，其所有权归属清晰无疑！”
他转向法官席，语气沉痛而激昂：“这些被劫走的，不仅仅是器物和书籍，它们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是集体的记忆与灵魂。日军系统性地掠夺它们，与屠杀平民、毁灭城市一样，旨在从根本上摧垮中国的抵抗意志与文化根基。此等罪行，与破坏和平、违反人道的其他战争罪行一样，必须受到正义的审判与清算！”
法庭内一片寂静。许多来自其他受害国的代表神情凝重，感同身受。倪征燠的举证，不仅是在为中国追讨文化损失，也是在为所有被侵略民族所遭受的文化灭绝暴行发出控诉。
然而，东京审判的主要焦点集中于破坏和平罪（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主要指屠杀、虐待等），对于文化财产掠夺这类“破坏文化罪”，虽有关注，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法律框架下，很难像其他罪行那样形成清晰、统一的定罪标准并落实到具体战犯的个人责任上。最终，相关罪行大多被纳入整体战争罪责中进行考量，专门的文化追索条款相对薄弱。
走出法庭，倪征燠心情复杂。他知道，这次审判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日军文化掠夺的罪行公之于世，记录在案，已是来之不易的胜利。它为后世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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