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五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谢晋把《家庙》的剧本复印件，推到桌中央，手指在封面上敲了敲。
“老成，老凌，咱们得统一口径。这三个本子，赵鑫那孩子写了什么？写了‘家’作为中国人精神宇宙的崩解与重建。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一，上海、香港、旧金山，三代人。格局小吗？小到一块砖、一副碗筷。格局大吗？大到整个二十世纪华人的精神漂泊史。”
成荫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着镜片。
这位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看问题总是多一层。
“老谢，本子的艺术价值，我不怀疑。但问题就在这儿，它太真实了。青砖刻牌位、镜子当通道、香灰当导航，这些意象太具体，具体到会让观众，联想到具体的历史时刻。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他顿了顿，“更宏大的、向前看的叙事。”
“那就不拍了？”
凌子风声音洪亮，这位延安电影团出身的导演。
脾气向来直，“香港一个年轻人，都敢写这种东西，我们这些老家伙反倒怂了？咱们当年拍《中华女儿》，拍《红旗谱》，什么时候怕过真实？”
“现在不是当年。”
谢晋点了支烟，“老凌，你我都清楚，这三个本子送审，最大的可能是，搁置。”
“搁置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上不下。不说不让拍，也不说让拍。等，等时机，等风向。”
谢晋吐出一口烟雾，“但赵鑫等不起。他那边《槟城空屋》在拍，《故土之心》在筹备，他需要这三个本子作为信号，大陆和香港，能在文化上真正对话的信号。”
成荫重新戴上眼镜：“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不直接送审电影剧本，我们以‘学术研讨’的名义，先在北电组织剧本朗读会。邀请文艺界的同志、评论家、学生参加。听听反应，摸摸水温。”
“然后呢？”凌子风问。
“然后，”
成荫看向窗外，四月的北京，杨絮开始飘了。
“如果反响好，压力会从下面往上走。如果反响太激烈，那咱们也有退路，就说还在研究阶段。”
谢晋沉默了很久。
烟灰积了长长一截。
“老成，你这是在赌。”
“赌什么？赌这代年轻人的心，还认不认这些故事。”
成荫翻开《家庙》的第一页，念出林国栋的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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