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盒揣回中山装。
“那就行。”
露台的门又开了。
这次不是意大利人，不是翻译，不是侍者。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穿着一件在威尼斯地摊买的薄毛衣。
深灰色，领口有点起球。
他站在门边，没立刻走过来。
谢晋转身看着他。
隔着五米距离，隔着八个小时时差。
隔着1949到1981这三十二年，隔着金狮奖杯底座那道反光。
赵鑫走过来。
他没有祝贺，没有寒暄。
他走到谢晋面前，站定。
“谢导，”他说，“信收到了吗？”
谢晋没回答。
他把手伸进中山装内袋，摸出那封1979年12月20日写的、没有寄出的信。
信封泛黄，边角磨毛。
没贴邮票，没写地址。
收信人一栏只有两个字。
“阿母”。
赵鑫看着那封信。
“您不是让我存着吗？”
谢晋把信放回内袋。
“等土壤准备好了，你再替我存。”
赵鑫没问等多久。
他从毛衣内袋里掏出另一封信，白信封，没封口。
“谢导，威尼斯之前，新加坡陈参赞来电话。”
他把信封放在石栏上，搁在金狮旁边。
“李光耀先生问，《家的生物学》愿不愿意去新加坡放。”
谢晋没接，也没看。
“放一场还是放一周？”
“不是一场，不是一周。”
赵鑫说，“是进国家博物馆的常设放映厅，和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片名不叫《家的生物学》，他们翻译为另一个名字：《哺乳者的历程》。”
成荫的烟，悬在半空。
凌子风把空杯子握紧。
谢晋看着石栏上那个白信封。
“条件呢？”
“条件是，”
赵鑫顿了顿，“谢晋导演本人，每年要去新加坡做一次大师班，连续五年。机票食宿他们出，讲课费没有。”
“为什么没有？”
“李先生说，给您讲课费，是对母亲的不尊重。”
谢晋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个白信封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