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七百二十一个名字，一百零三人来自槟城，四十二人来自马六甲，十九人来自新加坡本地。
全部开放，全部数字化，全部可以用于《故土之心》的拍摄。
第二份，周师傅寄来的牌位拓片。
楠木板上刻着十六个名字，用钢针刻的，每一笔都深可见骨。
最下面那行字：“永宁镇周氏一门，一九四二至一九八一，待归”。
第三份，谢晋刚从上海寄来的信。
信比平时长，写了三页。
“小赵：周师傅那块牌位刻完那天晚上，我陪他在永宁镇老宅旧址，坐了一夜。宅子早拆了，只剩一块地基。他坐在那块地基上，把牌位放在膝盖上，对着月光看那十六个名字。
他问我：谢导演，你说他们能不能看见？
我说：能。
他又问：你说他们怪不怪我？
我说：不知道。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怪我也不要紧。只要他们还知道有个地方叫永宁镇，就行。小赵，那天晚上，我才明白一件事。你讲的‘家是人序之器，也是人序之海’，这不是比喻，是事实。那块牌位，是器。那片月光，是海。我今年六十三了，还能拍几年，不知道。但我这辈子，能拍出《应》这种水准的作品，哪怕明天就闭眼，也无憾了。
十一月八号新加坡见。
谢晋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赵鑫把信折好。
和那封一九七九年的信，放在一起。
凤凰木的轮廓，融进夜色里，看不见那粒骨朵。
但他知道它在长。
就像周伯那封信，在威叔怀里等着。
就像那张船票，在谭咏麟裤袋里等着。
就像那十六个名字，在周师傅心里记着。
就像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在槟城蓝屋里响着。
响了八个音。
第九个音，等黄月萍来按。
他忽然想起谢晋那句话。
器沉进海里，就永远不会锈。
窗外，一九八一年十月的香港，夜风很轻。
远处传来片场的收工铃声，邵氏的，嘉禾的，新艺城的。
这个城市，每天生产着无数电影，无数故事，无数快乐。
但此刻他想的，不是那些。
他想的是石板上的八样东西。
八根根，种进八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