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玷污神圣真理’。”
若昂七十七岁，视力衰退，但听力敏锐。“愚蠢。数学是真理的语言，不论谁说出。”
“恐惧让人愚蠢，”拉吉尼放下信，“但恐惧也让人危险。”
他们现在住在佛罗伦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房子不大但阳光充足。莱拉和他们同住，三十五岁，已是受人尊敬的助产士和女性健康顾问——虽然不能正式行医，但通过出版物和私下咨询影响日增。
“父亲，母亲，”莱拉走进书房，手里拿着一本刚装订好的书稿，“威尼斯出版社同意出版《女性健康指南》，用匿名。他们说在意大利好一些，但也要谨慎。”
若昂抚摸着书稿的皮革封面。“你母亲和她的母亲会骄傲。知识服务生命，这是最高贵的使用。”
“但我担心葡萄牙的女性无法读到它，”莱拉坐下，面容忧虑，“审查在加强，禁书名单在延长。”
“那就通过其他途径，”拉吉尼说，“通过商人之妻，通过外交官家属，通过朝圣者。知识总会找到途径，就像水找到裂缝。”
这是他们在流亡中学到的：当官方渠道关闭，就建立非官方网络；当公开传播危险，就采用秘密传递。他们的家成为流亡葡萄牙学者的聚集点，也成为连接欧洲进步思想的枢纽。
一天下午，一位特殊访客到来：克里斯托旺·德·卡斯特罗，伊内斯的远房堂兄，因批评教会腐败而被迫离开葡萄牙。
“里斯本的情况更糟了，”卡斯特罗告诉他们，喝着莱拉准备的草药茶，“国王若昂三世病重，权力落入保守派手中。贡萨洛被边缘化，他的改革提案被束之高阁。”
“那伊内斯和贝亚特里斯坦呢？”拉吉尼急切问。
“暂时安全，但压力很大。伊内斯的档案工作被严格监督，贝亚特里斯的家庭教育可能被质疑——宗教裁判所开始调查‘不送子女去正规学校的家庭’。”
消息令人担忧，但并非完全意外。若昂沉思后说：“我们需要加强网络。如果里斯本变得更危险，他们可能需要离开。”
“但贡萨洛不会轻易离开，”莱拉说，“他相信从内部改变的可能性。”
“有时候，离开是为了更好地返回，”拉吉尼轻声说，“像我们一样。从外部工作，保存种子，等待时机。”
那天晚上，若昂在莱拉的协助下，开始撰写《致未来葡萄牙人的信》。不是回忆录，不是政治宣言，而是思想遗嘱：总结一生所学，提炼家族坚持，展望可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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